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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透视资本帝国存在的真实基础

作者:南京大学教授 张一兵

解读《帝国》:社会总体生产与非物质劳动突显
 
  “大众智性”是在马克思已经使用过的“一般智力”概念上的当代延伸,这是一种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开辟的全新领域,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新变化的批判性新认识。如果在今天我们想透视资本帝国存在的真实基础,就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新的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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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名的意大利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著有《颠覆的政治:21世纪的宣言》《愤怒的异类: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等。
 
  迈克尔·哈特: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毕业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英文系,是公认的德勒兹专家
 
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构境
 
  在理解全球布展的资本帝国的生命权力问题上,奈格里和哈特明确说,在福柯与德勒兹关于生命政治的理解上,他们更倾向于后者。这是一种理论故意。我觉得,这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后现代维度,可是他们没有能够发现福柯更深于德勒兹的构境层。因为在他们看来,福柯关于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讨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即不再将政治权力简单地视作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是当作一种无器官机器上的社会总体化的新型支配结构,这已经是重要的进步。
 
  这个判断完全是错误的,晚期福柯的构境意向并非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而恰恰是回到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勒兹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并且,福柯也没有简单采用过德勒兹的无器官机器论。可是,奈格里和哈特似乎更欣赏德勒兹,他们认为,当福柯将生命政治的生产本质视为惰性的、被动的“快乐(pleasure)”时,他“最终未能抓住的正是生命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the real dynamics of production in biopolitical society)”;而德勒兹所指认的“欲望(desire)”则“抓住了社会现实生产的实在的、主动的动力”。(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其实,奈格里和哈特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生命政治理论中的治安性的快乐生活之批判构境,在福柯那里,资产阶级新的生命政治技术就是要治理人们聚合在一起的生活和交往的微观层面。治安(police)的本质就是力图让人们感到生活在变得更好(mieux que vivre)。“治安就是一整套干预和设施(interventions et des moyens),保证生活、生活得更好、共存、能够真正地有益于构成、增加国家的力量。”(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现在,每个人的幸福快乐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荣耀已系在一起,个人的富足与社会安定相关联。于是,治安的真正基础必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和人口生存的健康发展。我始终认为,晚期福柯对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统治的批判是深刻的,而将这种批判语境简单反转为肯定性的构境是没有合法性依据的。
 
  这也就是说,在奈格里和哈特关于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构境中,德勒兹那个所谓后现代的欲望机器论(desire-machine)已经替代了原来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批判性原初定义域。因为,只有德勒兹那种不再是历史唯物主义树状结构决定论的社会生产的“千高原”,才可能真正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依我的理解,这是奈格里和哈特十分重要的一个立场选择,即从马克思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论跳跃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所谓无器官机器的社会生产论。这种做法,也是在不少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出现的理论摇摆性,即在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讨论中用异质性的东西进行了不恰当的概念替换。在他们看来,德勒兹的观念更新了唯物主义,生成了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全新的“认识论框架”。因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能力(创造性生产、价值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会未来发展的生产)”。不同于马克思总是首先观察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状况,德勒兹作为无器官欲望机器的当代资产阶级总体性社会生产是在产生出今天更加复杂的全部社会生活。用社会生产代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物质生产,是20世纪之后不少马克思研究者的“革新”路径,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写《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的保罗·巴兰,是他用总体性的经济剩余替代马克思的劳动剩余价值。其中,我们可以格外注意到奈格里和哈特所标识的这种社会生产的核心是基于欲望“创造性的生产(creative production)”。欲望不只是具体的性欲和对象性需求,而是一种更加本原的占有欲,它的存在导致了永远的求新和创造。这是后来奈格里反复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来源是创造性活动的真实缘起。
 
新构境的支撑背景
 
  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新的构境层,奈格里和哈特还明确彰显出自己的一个重要学术身份认同和支援背景,即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学术场境,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社会生产与生命权力的关系”。其实,这一点恰恰是奈格里自己内心特别想标识出来的构境支点,即从法国激进话语转回到自己意大利民族学术圈层中来。(这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新左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以工人自治活动为核心的“工人主义”(operaismo)和“自治主义”(autonomia)的一批左翼思想家。)这里的意思是,如果说德勒兹的总体性社会生产是重新构境生命权力的新基础,那么,恰恰是今天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努力才为这种基础提供了全新的事实支撑和构境意向。当然,奈格里自己的观点是这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学术构境的最新成果。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正是这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群体从生产性劳动的新本性(new nature of productive labor),以及它在社会中的鲜活发展的方向确认生命政治维度。他们使用诸如‘大众智性(mass intellectuality)’、‘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等术语,他们也借用马克思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这里的一般智力是指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国外学者简称为“机器论片断”)中使用过的概念。在题为“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一目下,马克思写道:“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此处的“大众智性”是在马克思已经使用过的“一般智力”概念上的当代延伸,这主要是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出现的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专属的诸众的智力创造。这是一种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开辟的全新领域,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新变化的批判性新认识,这已经是一个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构架的全新的复杂构境背景中的新概念群。其中,一是重新构序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构境内涵,即从体力性、对象化物质劳动的界限中突破出来,重新界定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二是这种生产性劳动的新本性主要集中于创造性的一般智力和大众智性的非物质劳动的思考上。
 
透视资本帝国存在的真实基础
 
  当然,奈格里和哈特并不满足于马克思已经提出的一般智力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中的作用的观点,他们总是要显出自己的高明之处。如今劳动的本质被指认为“集体的、一般的智力”,所以,价值形成的基础不再是体力劳动的活劳动,而是科学、交流和语言的新的生产力。这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原来的劳动价值论了。另外,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确看到了我们今天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智力的作用,但他没有看到“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新力量与新位置和智力劳动一样多地成为劳动力的特征”。
 
  具体说,依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下半叶所创造的这一学术研讨场境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构境方案:“第一套方案在于分析生产性劳动在近年发生的转化,以及它越来越向非物质化(immaterial)靠拢的趋向。”这是说,马克思当年主要将生产性劳动具体化于工厂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体力活劳动之上,而今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走向交往性的脑力劳动和科学知识的应用。他们由此推测,这有可能生成一种新的剩余价值来源以更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今天的剥削对象主要不再是工人的体力劳动,而是智力劳动者的非物质劳动,这是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论和新剥削论。在这一点上,奈格里似乎是自觉的。后来他甚至直接说,“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命政治的框架,这样一个框架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更有用”。(参见《“帝国”与“诸众”》《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新剥削论也是他们误认福柯所获得的生命政治论。第二个方案是基于第一个新劳动价值论之上的新主体论。这是顺理成章的推论。“在建立起新的价值理论后,新的主体性理论必须随之形成,这一主体性主要在知识、交往和语言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这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了财富却又被剥削和压迫的智力劳动主体,也被认定为新的反抗和革命的主体。奈格里和哈特承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在非物质劳动的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但是他们认为原先的研究忽略了“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而对这个肉体生产的关注也是一般智力问题分析中应该焦点性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专门指出,自己的观点直接受到了斯皮瓦克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女性工作、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欧洲“工人主义”框架的重要补充。其实,斯皮瓦克的理论逻辑主要不是女性主义,而是反映第三世界文化身份反思的后殖民文化批判。当奈格里和哈特将第三世界作为一个过时的概念抛弃的时候,他们只会注意女性主义的观念。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资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冲突性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一端,激励着这一关系的正是诸众的生产性生活。我们分析的语境必须能够做到揭示生活本身,揭示世界的构成过程,揭示历史”。这也就是说,如果在今天我们想透视资本帝国存在的真实基础,就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新的关系变化。这个表述并不错。在他们看来,这种以创造性非物质劳动剥削为基础的新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已经“是一个由各种独特的、确定的子体构成的复合体,子体在母体之中探寻彼此间的关联。因此,它既是生产,也是再生产;它既是基础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最丰富的生活,最标准的政治”。理解了它,就能理解帝国全球布展的现实。[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1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