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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道":超人类主义未来的回应

作者: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 煜

 
◤2018年3月14日-4月1日,科技展会“A Better Version of You”在北京举办,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作为展览中心,呈现着来自全球的技术开发人员和艺术家们的奇思妙想。展会期间,歌德学院邀请技术哲学家许煜举办讲座,探讨为什么中国思想中没有对技术的系统思考,并就此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教授进行了对话。
 
用新的框架理解技术问题
 
  在大概十多年前,我开始研究技术哲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技术思想好像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几年前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人类纪的时候,很多人类学家都尝试回到自然这个概念来找到一个出路,他们指出有多种自然,而不只是一种自然,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是欧洲现在生产出来的一种对自然的本体论。那么,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自然,是不是其实也有不同的技术?说起中国的技术,大家知道四大发明,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认为,例如说13世纪中国的造纸术比西方先进,然而欧洲人类历史学家例如很著名的法国技术历史学家Bertrand Gille认为,不能比较单一的技术,必须比较整个技术系统。所以这在历史学家争论里面变成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争论。
 
  我想要避开一种比较的方法,因为在历史学家比较方法里面,有时候必须采用同一种指标衡量技术的进步,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等同的,或者把他们置于同一时间线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或者发展。但我质疑这种观点。我们的技术发展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即所谓的技术奇点,或者技术发展速度呈现直线发展,比如超级智能帮我们做所有的规划,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这种奇点会不会被实现并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政治神学,因为它要达到的是历史的终结,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谓的从“智人”到“神人”。这种超人类的意识形态出现在今天的主流政治里面,比如说2017年8月份中国发表了白皮书,要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紧跟着9月1号,普京对俄罗斯的儿童说,谁在AI上面领先,必将领先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已经成为了文化价值政治的支撑,并引导这些价值的发展。如果我们停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即用诠释与自动化对立,或者用道家所说的无为与亚马逊的推荐系统对立,这在上个世纪已经被证明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要用新的框架理解技术问题,一方面要回应技术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打开技术的多样性。
 
我们有不同的宇宙技术
 
  海德格尔在1953年发表关于《论技术问题》的文章(或者是翻译成《技术的追问》),提出了技术的概念发生的本质变化,从古希腊的技术到经历欧洲现代性的洗礼之后,成为所谓的现代技术,或者被“现代技术”所取代。Technē,古希腊的这个词的本质是有诗意的poiesis,就好象工匠根据物质的形式及其目的,将原料转化成产品。现在技术的本质是所有的原料只是等待被采用的东西。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批判,在亚洲得到很大的认同,他的“泰然处之”与道家的“无为”很相似,不少人尝试证明海德格尔是老子的信徒。不认同的人认为海德格尔并不真正理解现代技术。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跟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理解进行对话。在这点上,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技术、印度的技术、非洲的技术,我们是否能将它们归类为古希腊所说的技术?很明显他们并不是现代技术,但如果我们不能将它们归类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论述?
 
  有很多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在谈技术的时候会提到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神话中,他是偷火给人类的巨人,因此而受罚。他也是技术和计算的发明者,在歌德1789年的诗《普罗米修斯》里面,他甚至用泥创造了人。其实神话里技术的起源也是欧洲技术思想的起源。如果一个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对着一群中国人谈到技术时,认为技术是来自普罗米修斯,这就是我所说的“失向”(dis-orientation)现象——不仅是失去方向,还是一个去东方化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在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开始的150多年的现代化所经历的一个过程。我认为,要回应所谓的技术的统一化以及朝着技术奇点的方向发展,要回应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重新打开技术的问题。所以我想要指出的或者说发展了宇宙技术概念,也是希望可以重新打开技术的问题,去显示并不只是有古希腊的“技术”,现代的技术,我们有不同的宇宙技术。当然技术有普遍性维度,人类学家勒儒瓦-高汉(A.Leroi-Gourhan)认为,它是记忆的外化,是器官的延伸。技术也有非普遍性的维度,例如宇宙论在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应用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所谓宇宙技术,就是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在技术活动中得到统一,比如中医里面会有一些宇宙论的词汇,阴阳、气、五行等等。
 
建构中国的技术思想
 
  那为什么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出现?李约瑟的回答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这种思维是有机的,不是机械性的。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但在他对中国哲学的思考里面技术跟科学有紧密的关系。比如新儒家的牟宗三,他提出了中国哲学根本上是一种道德宇宙论,或是道德形而上学。新儒家想要做的可以视为对李约瑟问题的回应——西方可以做的,中国也行。牟宗三是从王阳明的理学或者更广义的中国哲学史来做这样的论证。我想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或者系统性地建构中国的技术思想:用“器”和“道”这两个根本性的概念。中国已经有不少的哲学家提到这两个概念,但是从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建构。
 
  “道”与“器”的分别,《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整个现代化过程里面,我们都急着找一个跟西方的哲学相对应的机会或者概念,所以就很直接地将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等于将“道”跟“形而上学”等同了。如果熟悉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其实跟中国的“形而上”没有很大的关联。“器”即工具,在《说文解字》里面,中间是一个犬,即狗来守住这四个器皿。虽然很多哲学家和文人通常讲到道器合一,但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器”和“道”的关系一直在改变。什么是道?这个问题到了18、19世纪,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即六本经典只是“器”而已,我们称之为“道”的“六经”,其实只是那个时代的“器”。
 
  怎么去论述“器”和“道”或者是系统性地描述中国的技术思想?这是我想要处理的主要的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宇宙技术应该如何论述,或者说如何建构一种中国的技术哲学。其次,这种技术思想的历史性以及其局限。最后,这种技术思想对当前的问题,比如奇点、地缘政治,有何启发。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来理解“器”和“道”的关系,尝试将“器”和“道”关系的转变视为一种新的知识型。
 
  简单说三点:一,周朝衰亡之后出现“道”和“器”的论述,在儒家和道家经典中都可以看到。《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所感兴趣的是“道”,“刀刃若新发于硎”,他的刀用了好久刀刃却像新的一样,因为他达到了“器”和“道”的合一。二、公元11世纪左右,佛教的发展在中国造成很多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回应佛教带来的问题,论述了“器”和“道”的关系。其中关于“器”和“道”的论述最著名的是《天工开物》,它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是自然和技术完全融合的论述。在一百年之后出现的欧洲的百科全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自然跟技术的对立。我刚刚提到的两个历史时段,都是为了应对一种危机。三,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道为器用”或者“器为道用”类似的论述。比如在洋务运动里面,他们会将西方的技术当成中国的“器”,因为“道”是形而上的,是更高级的,他们希望用西方的“器”来完善中国的“道”,这就是当时洋务运动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其实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但最终我们的中学为体并不能够自我保存,而是被所谓的西学作为器所改变。
 
  所以我要打开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即在今天我们如何重新论述“器”和“道”的关系。打开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回到传统,回到国学,而是如何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这可以由技术的多元性来回应当前越趋明确的超人类主义未来。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3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