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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语》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聊城大学教授 唐明贵

◤在中国《论语》学史上,明代《论语》诠释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在薪续宋元《论语》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清代《论语》研究的兴盛奠定了厚实基础。
 
明初《论语》学:唯朱独尊
 
  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的68年是明代《论语》学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物质生产得以恢复,经济发展增速明显。在文化上,由于帝王对儒学的青睐、对孔子的尊崇,以及对程朱理学的高度重视,为《论语》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明朝肇基之始,朱元璋便竭力提高朱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供士子们讲习,以期达到“道兴俗美”的目的。及至明成祖,为“倡明圣道”,实现“家孔孟而户程朱”的目的,敕令胡广、杨荣等人编修《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而成《四书大全》。它的成书,标志着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独尊的官学地位。与此同时,他们还规定凡乡试、会试,涉及经义者,《四书》主朱子《集注》,《五经》主程朱之学。伴随着《四书大全》的颁布,朱学的地位日渐荣盛。永乐之后,“不讲朱氏之学,不名为士”,“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五经》为可缓。受此影响,这一时期学界杂然纷出的各种注释、疏讲《四书》的著作,大多奉朱子《集注》为圭臬,宗主朱学遂成为该时期《论语》注释的主旋律。代表性著作有熊钊的《论孟类编》、周是修的《论语类编》等。程朱理学遂成为明初统治集团为寻求统一思想而推行的精神观念和价值准则。
 
明中期《论语》学:三足鼎立
 
  从正统元年(1436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是明代《论语》学的中期,共计131年。这一时期,受“土木堡之变”和景泰、天顺之际政局动荡的影响,《论语》学好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较为缓慢;直至嘉靖中晚期出现了“天下翕然称治”到“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的转折后,《论语》学开始摆脱宋元遗风,呈独立发展之势,不仅在著作数量、传播范围等方面较明初大幅提升,而且在诠释方式、解经手法、思想发挥等方面也多有创获。
 
  一是宗主朱学依然是《论语》诠释的主流。一方面是株守朱学的传注类著作,如杨守陈的《论语私抄》。另一方面是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撰写的著作,如蔡清的《四书蒙引》等。
 
  二是《论语》的心学化诠释开始涌现。自中叶开始,明王朝面临内忧外患,受到刺激的儒生开始由读书穷理转向“求心”,形成了崇尚心学的时代潮流。这一潮流由陈献章发其端,至王阳明而蔚为大观。
 
  三是《论语》诠释的考据化趋向开始显现。明中叶开始,部分学者有感于宋学的种种缺失,开始冲破宋学的窠臼,转而注重名物制度的考订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如陈士元的《论语类考》、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等。
 
晚明《论语》学:异彩纷呈
 
  隆、万以降,明代《论语》学逐渐步入了晚期。面对统治结构和社会思潮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无论是在制度上、实践上寻找治国安邦、救亡图存合法性依据的努力,还是顺应时代潮流,高扬自我意识,专研名物,讲究性理,检讨学术得失,《论语》学都成为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一是尊朱类的《论语》学著作仍然十分强劲。这一时期虽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冲击,但尊朱类的《论语》学著作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如范谦等人的《二刻礼部增补订正四书合注篇主意》“遵守朱注,阐众家之纷纭,一以朱注为准”。
 
  二是阳明心学派的《论语》学著作数量大增。这是由于阳明学一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代表性著作有焦竑的《焦氏四书讲录》、周汝登的《四书宗旨》、张岱的《四书遇》、鹿善继的《四书说约》等。这些学者扬弃了传统朱注的《四书》诠释观点,普遍以“心学”观点来诠释《论语》。
 
  三是考据类的《论语》学著作持续升温。晚明,为了反对王学末流糟粕六经、空言心性的虚妄之风,以及士子参加科考的需要,考据类的《论语》著作不断涌现。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顾梦麟的《四书通考》、陈禹谟的《四书名物考》、徐邦佐的《四书经学考》等。
 
  四是调和朱王的《论语》学著作不断涌现。在当时学者看来,朱学、陆王学均背离了原本“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合一的儒学本质,沦为了“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因此,有必要从治学方法和致思路线的视角来反思朱学与王学。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顾宪成的《四书讲义》、高攀龙的《四书参解》、刘宗周的《论语学案》等。
 
  五是会通儒释道的《论语》学著作次第出现。及至晚明,为挽救社会危机,部分有识之士力图从学术的层面寻找解决社会问题之道。代表作有李贽的《四书评》、林兆恩的《四书正义》和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等。这些著作通过对《论语》等经典的佛学解读,力图“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
 
  六是应举类的《论语》学著作大量涌现。此类著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带“讲”、“说”、“解”等名的讲章类著作,如葛寅亮的《四书湖南讲》、沈志言的《四书说义》和毛尚忠的《四书会解》等。另一种是围绕科举考试而做的制义类著作,如张自烈的《四书大全辨》、张溥的《四书注疏大全合纂》、杨彝的《四书大全节要》、冯梦龙的《论语指月》等。
 
  由上可见,明代《论语》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有对宋元《论语》学的承袭之作,也有体现时代特色的《论语》学原创之作,尤其是后者,对清代《论语》学影响甚大。因此,个别学者主张的明代“停滞的《论语》研究”之说是有问题的。(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论语》学研究”负责人)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6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