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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追远”的乡村渴望回归共同体

作者: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周永康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振兴乡村,须直面当前乡村系列问题:为什么维持上千年的稳定的、不流动的乡村社会迅速转向了不稳定的、快速流动的状态?农民的伦理、精神、情感为什么会出现某种颠覆性的变化?……如果在一个长段的历史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近现代以来中国乡村问题一直处在国家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流变的关系网络之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乡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显著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与物质的日渐丰富相伴随的却是一定程度的伦理失范、精神失调、人情淡漠。因此,“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人要不要精神生活?”历史学家葛剑雄提出了这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为什么维持上千年的稳定的、不流动的乡村社会迅速转向了不稳定的、快速流动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伦理、精神、情感为什么会出现某种颠覆性的变化?同时,乡村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乡村文化的式微是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乃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发现“流动”、“不稳定”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这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种历史过程。
 
  如果进一步在一个长段的历史中来考察上述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近现代以来中国乡村问题一直处在国家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流变的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两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
 
陷入原子化的困境
 
  怎么认识农民的经济行为与动机,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小农其实是“复杂小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代,农民普遍表现出比较强的生存理性与渴望谋生自由的强烈冲动,但其经济行为受到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约束。“文革”结束后,中国广大农村迅速就掀起了发家致富的浪潮。财富资本成为乡村社会中地位和声望的象征,政治小农也随之转变为求富小农、自由小农、发展小农。随着集体公社的解体,农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其生产积极性与发家致富的冲动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多数农民又遭遇到各种新的生存困境,因而其经济行为又表现出一种新的生存理性来。传统小农的生存困境主要是由于地方和村庄内部的自然资源条件约束,而现代小农的生存困境主要是由地方和村庄内部的自然资源条件约束与外部的全球化、市场化、资本流动、消费主义形成的侵袭、挤压、掠夺、诱惑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叠加而形成的。摆脱了集体的中国农民,在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同时,又逐渐陷入了原子化的困境。他们基本上依靠单个人和单个家庭的力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打拼,其未来命运令人担忧。因此,在这个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的高风险时代,我们必须思考农民的重新组织化与集体化的问题。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构了农民心灵
 
  在传统乡村社会,安土重迁的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即使是这个封闭的空间,也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分割,从而使不同的空间满足或对应人们不同的行为、伦理情感和心理需求,同时保障着村庄的和谐有序。传统村庄最重要的空间分割是以住宅为载体的家庭私空间和以祠堂、庙宇、场院、集市、水井等为载体的村庄公共空间。村庄公共空间是人们家庭之外的主要生活场所,人们在这里进行互动,交流消息、情感,或从事有关全村人利益的共同事务。
 
  由于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两千年来,中国传统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很强的重复性、同质性、稳定性、封闭性的特点。晚清民国以降,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开始强劲地进入乡村,不断地冲击、改变着乡村的社会空间结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的政治化、革命化和集体化,个人亲情让位于革命情感、家庭生活让位于公共生活、个体生产让位于集体生产,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特征。在生产、生活、政治的集体化过程中,农民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并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在这个时期,农民对集体化的情感与态度是复杂的:他们有对集体化所蕴含的道义精神、价值追求、理想目标、生活方式的认同、肯定;也有一定程度的对集体化的恐惧。
 
  20世纪80年代后,乡村进入后集体化时代,受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大量村庄日益瓦解,里面住着的是彼此无关的或只关注自己利益的原子化个体,他们没有了共同认可和敬畏的价值规范,这样村庄也就失去了整体的结构力量和道德力量。村庄的地方性已经被突破。现在的村庄已经不是一个固定的道德舆论场,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价值场,所以其对村民的有形与无形的约束减弱了。空间、时间的距离,拉大了人心的距离,同时也使人变得随性、无责任感、对一切都无所谓。经常的流动,会使人们疏离原有的环境;若想让自己有所归属或与其他人保持恒久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困难了。
 
家庭:浓厚的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色彩
 
  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历史悠久的国家,家庭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传统乡村社会,家庭更是农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空间,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他们的情感、精神寄托之所。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包括乡村家庭被卷入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浪潮中,家庭结构、家庭伦理、家庭情感等由此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分家是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方式,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习俗。子辈一结婚即分家在解放后逐渐成为新习俗。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50年代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实行,造成家庭在生产组织、资源分配中的原有角色的衰退或消亡,从而使传统家庭结构出现小型化与核心化的相同趋势。70年代末期来临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只不过是巩固与加强了这一转变趋势。90年代以来,打工经济的兴起,对农村的分家习俗和家庭结构变迁又产生了新的冲击和影响。最关键的是,通过分家产生的核心家庭的数量进一步增加,核心家庭的利益诉求越来越直接、强化,显示出浓厚的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色彩。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流动使他们的家庭没法稳定下来,生活的预期性减弱,留守家庭、空巢家庭、原子家庭等异化的家庭结构形式无法消除,这样的家庭就可能“分而不合”,而非麻国庆乐观认为的“永远的家”。
 
  在整个乡村社会的流变中,不管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及其伦理情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夫妻关系,近代以来的男女平权运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大力倡导,都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形成巨大冲击。但是打工经济兴起后,我们发现妻子外出工作也并未完全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女性仍要负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家庭劳动,而且对家务劳动的议价能力很弱;对夫妻间时间利用模式的考察发现,女性在家庭内部资源的控制上依然弱于男性。另外,近年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婚姻观再度悄然兴起,传统父权价值观有再度复兴的趋势。这些均显示了夫妻关系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另外,亲子关系方面,在打工经济时代,流动的“脱域”过程显然极大削弱了父辈对个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不仅父辈的权威急剧下降,同时维系亲子关系的亲情、道德也受到极大的伤害与冲击。
 
不“追远”,也不“面向未来”
 
  在传统时代,乡村人在一代代的“过日子”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伦理情感、精神诉求,是乡村人安身立命的根据,定义人们活着为什么或为什么活着,回答人生意义和超越性体验。近现代以来,乡村人的“过日子”始终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全面冲击、挤压。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认识、运用,在饮食上的观念、行为、伦理,休闲娱乐的方式、内容,日常的祭祖、葬礼、宗教信仰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的存在是时间的存在。乡村人把人的生命过程表述为“过日子”,凸显了时间对于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在传统时代,乡村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循着其自身的内在节奏与逻辑往复运转、变化,其中不变与变都处在一种自然和谐的统一体中,不是死寂不变,也不是骤然急变,整个节奏与人们的身心节奏大体是一致的。9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格局逐步松动,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中国的乡村时间系统也开始逐渐被工业时间或城市时间系统所代替。农民进入城市,市场、技术进入乡村,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进入,彻底摧毁了乡村时间体制。传统乡村时间、文化、伦理在现代工业时间体制和全球资本体系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境况:流动的空间、变异的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没有多少乡村人能够明确地告诉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全面席卷与侵蚀,那些传统的精神消遣方式开始永远地消失了。在这个城市对乡村、现代对传统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时代,乡村文化的式微乃至消失似乎已是不可逆转的命运。乡村社会公共空间、公共活动的消退,也使乡村的共同规范包括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趋于解体。而一些电视节目存在与主流价值背离的倾向,那些充斥着消费主义观念、庸俗趣味的肥皂剧,以及关于性与暴力的画面,肢解了村庄舆论和道德体系,从而构成对村庄本身的切割,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失序的村庄传统价值与伦理道德的瓦解。
 
  随着乡村传统价值、伦理道德的日渐解体,很多农民已经没有了“追远”的伦理情感,他们很难真地相信遥远的祖宗会护佑他们。即使那些对于“祖宗神灵的护佑”观念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态的人们,由于内心缺乏一种毫不怀疑的信念,使得他们的行为多少带有某种功利性与投机性。一些农村村民没有确定的信仰、无可无不可,不“追远”,也不“面向未来”,只是在现世中拼命赚钱、谋生,却又不知到底为何,这就是很多中国农民的存在状态。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正是由于在现世生活中的种种精神虚无、困惑,又使得很多农民有一种期望从传统中重新找到人活着的意义的强烈意愿与冲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矛盾的处境:希望找到活着的意义,但又对之抱持怀疑,内心始终不能有一个坚定的东西支撑自己,或精神世界中没有一个踏实落地的东西。
 
重建乡村共同体
 
  通过上述对乡村社会伦理、精神、情感的历史变迁的梳理,我们发现,现代国家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的个体化,是在流动造成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结构解体的背景下,以及在外在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刺激下展开的,所以这种个体化具有很强的的利益性、工具性色彩。乡村社会中的农民越来越被卷入到全球资本生产体系之中,城市逻辑、工业逻辑、市场逻辑、资本逻辑、金钱逻辑开始成为主导农民日常生活和行动选择的主导逻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被高度“物化”,结果是精神情感的异化。
 
  而现代文明主导地位的确立,对作为乡村文化核心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压制性的态势。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总是被冠以落后、保守、封建迷信等标签而遭受严重打击乃至摧毁。在新时期,这又表现为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袭、消解。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或惯习不会轻易消失掉,它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人们行动的内在逻辑或内在根据,在不同的时代,它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当前,作为社会的人、群体的人,越来越原子化的孤立无援的乡村农民,在内心深处越来越渴望回归精神与文化的故乡,渴望回归稳定的生活,渴望回归和谐的人伦亲情,渴望这个求快的时代能够适度放慢它的节奏,渴望重建一个精神与灵魂可以安顿的地方。实现这些愿望与目标的基本方向就是回归共同体、重建乡村共同体。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6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