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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中发展,谈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作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杜晓帆 刘邵远

  ◤ 最近,关于文物资产化的争议上了文化界的“热搜榜”。一直以来,对于文物资源的认知、保护和利用,因为涉及多个领域问题而争论颇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文物的活化利用方式将走向多元,辅助认知的手段会有新的突破。归根结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更好地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并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将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文化资源进行经济价值的评估在国际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遗产经营学的研究已经进行到了一定阶段,其中不乏相应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案例作为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现了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新时代要求,它们的活化利用方式将走向多元,辅助认知的手段会有新的突破。从对象上来讲,广义的文化遗产囊括了文物所指的范围,而“遗产”二字更深层次地体现了文化遗产作为沟通过去、现在、未来桥梁的作用。如开头所言进行的资源评估,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种正面的手段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和管理遗产。但归根结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更好地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并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那么文化遗产要传承的是什么?这离不开它产生的背景和蕴含的核心价值。现代意义上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历史性纪念建筑的保护实践当中去,人们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古罗马斗兽场等建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作为遗产对象来进行保护和修复的。过去的遗存之所以被视为遗产,从客观上来讲,就是它和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分离,并来到了当下的语境,成为了一项带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数百年前欧洲的遗产保护实践,对于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和遗产的经济价值没有关系,而是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因而在对文化遗产的最初关注中,物质形态得到了保护,但人们对于遗产的需求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的需求。换句话说,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是人们精神需求进阶下的产物,而不是经济认知下的产品。
 
  中国古代向来有追思历史的传统,虽然不像西方一样尤其重视对遗存物质形态的保留,但人们在史书中、在遗迹中的追索,本质上也反映了对历史延续性的重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对历史遗存的再关注,可以帮助人们在日益开放和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和社会中重新观照自我,并向前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里形成的一系列新型遗产类型,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传统村落等,都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认知和精神需求多元化的体现。
 
  再回过头来看今天人们所热议的遗产的经济价值,可以明确它是核心价值衍生出来的另外的价值属性,或者说是特定时代下的另外一种认知角度。一方面,文化遗产应该有它的合理利用,这是它社会功能的体现,但不是简单转换成一种经济效益认知的利用,利用包含多种前提的可能方式。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分类有很多种,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划分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新产生的类型提醒我们,如果要对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就需要根据其可能具备和延伸出来的社会功能进行分类研究。
 
  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体现了人类精神的丰富维度,与遗产类型、保护级别、相关人群、历史沿革、规模、地域等方面息息相关,这就使得它所具备的核心价值以及能提供的社会功能具有不同的层次。缺乏对文化遗产的功能性分类研究,没有区分哪些文化遗产只能作为文化记忆存在而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增值,哪些具备可开发与利用的潜力和价值,就会使得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上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一刀切和单向度的价值认知无疑会让遗产的内涵窄化,很有可能因不恰当的开发利用造成文化遗产的破坏。
 
  因此,在把握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进行功能性的分类,是认识遗产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功能以及进一步将其作为文化资源评估的重要前提。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认知和利用,应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文化遗产扮演的角色或者发挥的功能并不围绕它的经济价值展开,在传承中追求的发展不是经济量化的指标提升。认知和利用遗产的方式是多样的,但如果将这些手段奉为圭臬,把衍生的价值当做最终目标,无异于舍本逐末。文化之为文化,从来不是精确计量的结果,快速量化所招致的很可能是对眼前利益的过度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应尊重每一个时代,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毛将焉附的关系。与其说文化遗产是一个专业,不如说它更像一个事业,需要各个领域共同为之努力,它不拒绝当下的活化利用,拒绝的是对历史和传统的短视。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9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