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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心血熬成19世纪真实的印刷史

作者:实习生 李 晶

  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近代,图书的出版印刷方式是个拐点。中国书籍如何从传统的木刻线装转变为西式的活字平装,即是《铸以代刻》的缘起。春余夏首,槐花飘香。5月8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的“‘铸以代刻: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变革’暨《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研究出版史,需要作者具有社会学、科技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知识准备。苏精教授有感于此,将近半百之年,毅然辞去安身立命的图书馆的优裕职位,负笈前往英国利兹(Leeds)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回台后因未找到合适教职,又孤注一掷,卖掉栖身小屋和所有藏书,再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丰富的图书目录学的知识以及系统接受的西方印刷史和书籍史的训练,终使他在《铸以代刻》这一精细之作中为我们勾勒出西方印刷术自西徂东和活字印刷技术由南而北转移的清晰画面。
 
  充实的档案史料,是《铸以代刻》一书研究的前提,通过对大量英文传教档案的艰苦而细致的爬梳剔理、阐幽发微,来重构晚清印刷出版的史事,堪称该书的第一特色。苏精教授从1992年开始接触传教士的文献之后就着手抄录他们的书信以及史料的内容。从伦敦会的档案到美国长老会的档案,再到美华书馆、宁波华花书房等,先后利用7个收藏机构的史料,独自辨识并抄录档案超过450万字。须知要辨识和利用这些史料,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苏精教授向我们展示了马礼逊写于1826年8月16日的一封信,这封信从左写到右,横着写完之后纸张转了90度再写,纵横交错,相当难辨。还有一些信根本无从辨识。他在伦敦念书期间还能就着原件摸索,回到台湾就只能看胶卷和胶片。在没有网络检索和人工智能的当年,辨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的耐心。邹振环教授戏言,苏老师天天点眼药水,就是为了留视力看文献,研究的精力很难复制。张伟教授也感叹道,苏精先生这么厚的一本书,打开看,每一页下面的脚注,实际上都是苏精先生这二十多年的心血熬成的。
 
  用邹振环教授的话说,苏精教授基本上一分档案说一分话,不太发挥自己的意见。这份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使他立足史料,于不疑处有疑。如1867年出版的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传教士列传及其著作目录》,该书是伟烈亚力亲历、亲睹和亲闻的“三亲”著作,一向被人视为第一手的最可信资料。该书曾经记述《遐迩贯珍》的创刊主编是麦都思。但《铸以代刻》的第七章通过《北华捷报》等数据的考订,确认麦华陀才是《遐迩贯珍》的真正主编。苏精教授在写作《铸以代刻》时不为印刷出版史上的今昔中外权威论断所惑,用多种材料互相印证比对,在常人的不疑处存疑,与之进行批评和对话,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李天纲对苏精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这代人,做中西关系史的印刷史,苏先生做的是最好的。
 
  恰如周振鹤所言,爱书人往往想知道书是怎么印成的,这本书正可让你知道十九世纪一段真实的印刷史。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7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