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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要“礼乐相济”

作者:中国社科院 刘悦笛

 
 
亟待纠偏
 
  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已经势不可挡。20世纪80年代,在西化主潮的促动下,“反传统”曾位居主潮,尽管当时也有“文化热”与之颉颃,但如今的变局,大概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个历史嬗变过程,笔者曾在英文著述里将之描述为——从“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到“再中国性”(Re-Chineseness)。然而,这种既被主流倡导又有民间根基的复兴传统浪潮,却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偏僻而亟待纠偏。
 
  为什么如此言之呢?当今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以儒学为主体,当然同时要与道、释、墨、法等诸家平衡发展,而儒家自身发展却失衡了。这是因为,如今的儒家复兴,一方面,乃是精英们的心性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则是大众们的礼学化和实用化。在精英取向方面,我曾写过《论中国儒学的前途——评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等文,在其突破之处大意是说,要超出这种內圣(心性儒学)与外王(政治儒学)的既定模式而走出儒学未来新途。
 
  那么,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呢?
 
  如今,民间的“读经热”愈演愈烈,尤其是针对孩子的读经几乎成为一种教育运动。然而,读什么经?怎么读经?读经为何?这些都是要事先明白的前提,也由此产生了诸多争议。于是,读《孝经》《弟子规》之类就将儒家道德窄化为孝悌之道,各地“女德班”的泛滥也走向了男女平权的反面。所以,首先就有一个“原典儒学”的意识,那就是要让接受儒学教育的人士,去接触更为接近历史源头的本源儒家思想,它不同于被宋明理学化或新儒家化的后世儒学思想,尽管倡导原典也离不开历史的诠释学。
 
回到周公去
 
  回到孔子去,也许是孔门儒生所能趋成的唯一共识,无论多数人从孟子入道还是少数人从荀子上溯,无论从朱熹理学入门还是以阳明心学为宗,孔子兼祧內圣外王足可宗法。然而,儒的传统并不是“子曰时代”开始的,孔子之前还有一位重要历史角色,那就是周公。回到孔子去,更要回到周公去!
 
  周公历史地位如何?历史学家夏曾佑在较早以进化论模式写成的《中国古代史》里,他对周公的定位更为决绝:“孔子之前,皇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当然这是从历史影响力的角度给出的判断,所谓“兴礼乐,改制度,封同姓”的周公,不仅为武王灭殷而天下一统奠定了历史基础,而且成为了儒家的历史渊源。改制与封姓,关系到“封建制”的历史建制,此乃史事而今仍有余响,而礼乐则是至今适用的大事。
 
  这个中华民族不断返本开新的深厚传统,就是“礼乐相济”的传统,这可以到周公“制礼作乐”的创建。周公作为“古圣人”,其功绩不仅在于营造成周,更在于他乃中国礼乐文明的“总设计师”,周衰落之后,周礼在鲁延续,所以孔夫子才“郁郁从周”。然而,周公的制作礼乐,却是从自上而下的统治角度所做的,所以才倡导诸如“敬德爱民”之类的思想,毕竟还是偏向外王的一面,到了孔子“释礼归仁”,礼乐皆为自下而上得以生根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尽管制礼作乐的功绩被归于周公,但也不是周公一个人说了算,他只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系统整理者与初步确立者而已。历史从来不是一两人所创,乃至为少数人创造的结果,历史必定是复数的,无论是历史发展本身还是对历史的叙述其实都要符合“复数模式”。夏曾佑甚至还认定,“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但依如今的“多元共生”的文明观,古希腊也并非西方文明的唯一历史源头,周朝对于中国历史也是如此,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繁星结构已被证实,但周公其对礼乐文明与政治范式的树立的确功不可没。
 
  总体来说,孔子就是为了恢复这种传统,那是儒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返本开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创立孔门儒学,使得周公传统得以完成“释礼归仁”的历史转换,并开启了內圣与外王得以统合的大传统。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也就是说,周公所创建的“礼乐相济”的传统被破坏了。乐,游离出礼制和礼法的内容之规约,从而“下降”为能为君王奢侈之用的单纯审美形式;礼,也起不到应起的典礼和教化的作用,从而仅“上升”为纯粹的思想观念。孔子就是要应对这一历史窘境,提出要恢复礼与乐和谐为一的更新传统。
 
“礼乐文明”的内核
 
  中国“礼乐文明”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乐记》对此说得太明确了:“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简言之,乐就是和谐,礼则是秩序,这和谐与秩序的统一,才是礼乐文明的真谛,礼本身也是含情的,否则就无法与乐通。根据美学家朱光潜的解析:“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则是序、节、 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主和,礼主敬,内能和而后外能敬……和乎情然后当于理。乐是内涵,礼是外观,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无疑抓住了礼乐合一的本色。
 
  今天的传统文化复兴,往往只复兴儒家理性化的一面,也就是强调礼之“理之不可易”,而忽略了乐之“情之不可变”,也就是感性化的情感维度。孔夫子自己就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礼立人乃是中间的事,而儒家成人的起点与终点皆与“情”相关,诉诸于情的兴发而归之于情理高度合一的境界。有人反驳说,古乐早已无存,如何复苏乐的精神?其实,恰恰这忽略了“乐乃乐也”,乐最终乃是一种人之情,早期的“礼乐合一”到后来就发展为“礼情合一”,而这个人情的传统在中国文明当中始终源远流长,也使得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曾经区隔开来。
 
  质言之,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要走一条“礼乐相济”之路,在此一种以“情理结构”为内核的“情本儒学”,就更凸显出其在未来中国文化格局当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社会科学报》总第1610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