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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力之

学懂、弄通、做实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

 

  ● 把十九大报告的“三个区分”落实好,我们的文化繁荣兴盛就一定可以持久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会更加科学、理性,更加让人信服,会有利于而不是妨碍对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
 
  对十九大精神,中央要求我们“学懂、弄通、做实”,当然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三个区分”即十九大报告所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此前,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是“两个区分”:“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十九大报告增加了一个区分,即“思想认识问题”,概括更加准确全面。
 
  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学懂、弄通、做实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三个区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具体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包括学校、论坛、媒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倾向得到纠正,那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歪曲、丑化、否定党史、国史、军史的言行,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得到严肃批评和处理。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空前增强。
 
  在此大好的形势下,十九大报告提出“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不仅应该在认识上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而且要落实在相关工作中,才能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三个区分”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复杂性的科学思路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但又是一项不同于党和政府其他工作的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而且面对的问题集中在观念形态上而不是实体性行为上。依照观念形态在学科上的不同类别,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艺等,有的问题对错界线比较清楚,有的问题则界线不太清楚,有的甚至难以作出客观评价。这样,在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时,不可简单从事,“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便顺理成章了。
 
  比如说,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由于其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在讨论遥远的历史问题,其政治原则问题之有无,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如是否主张“全盘西化”等。事实上,在这些年里,有关方面对这些领域里的一些人和事的处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准确判断上的;考虑到人的思想问题不同于实际行动,处理程度总体上是有节制的。
 
  除此之外,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一些观念形态作品看起来有令人不快的地方,但是可能有着学术规则或者艺术规则的某些理由,这时候如果只作出单一的政治原则判断,不承认学术规则与艺术规则的合理性,便不容易让人信服,不仅如此,而且还会损害学术与文艺的发展。
 
  政治原则问题要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去区分和处理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承认意识形态动机之复杂性的。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一封信中指出,由于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就产生了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外观。尽管本质上受社会政治经济规律的支配,从而使作品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当事人不一定自觉意识到,即“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也就是说,某一观念形态作品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于作者来说,既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表达,也可能的确只是出于学术的动机或者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一种政治原则的批评,但亦要承认对作者来说可能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在实行法治的社会,即使是政治原则问题,也要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去区分和处理。
 
  还必须指出,在所有观念形态作品中,文艺作品的复杂性尤为突出。在社会处于比较剧烈革命的时期,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都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反映在文艺作品中,这时,对文艺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自然是题中之义。但是,这不是文艺的唯一状态。与思想阐释性作品不同,在文艺中,作者的立场是隐性存在的,艺术形象是说话者,不能简单将此等同于作者的立场;而且,作品中的生活状态是经过了艺术处理的原生态与典型化的统一,其典型化可以是不着痕迹的,以某一作品之描写去断言实际生活是否如此,这就把文艺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了,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因此,在艺术批评中,外国流行的说法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中国则说“诗无达诂”。
 
  一部巨著因领导人对文艺规律的承认和尊重而诞生
 
  承认和尊重这一规律,便能够对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产生积极的效果。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评价苏联文学时,说“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文学史上颇有戏剧性的是,《静静的顿河》刚发表完前两部和第3部的前12章不久,杂志突然宣布停止刊登其第3部,理由是作品中所写的哥萨克暴动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说作者的立场是为这次暴动辩护。刊物负责人要求作者对此进行修改,要求把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革命的“自己人”,否则不发表。无奈之下,肖洛霍夫求助于当时文坛最高权威高尔基,高尔基设法让斯大林接见了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当面作了若干说明。斯大林还是接受了这一说明,小说终于全部发表。一部巨著因领导人对文艺规律的承认和尊重而诞生出来。
 
  在意识形态冲突客观存在的社会,对观念形态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用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话来说,“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没有国家治理这个大道理就不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管控只是不让某些杂音、噪音来干扰国家发展的大局,管控并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德国19世纪诗人海涅在《论浪漫派》中讲到中世纪的艺术时说,那些善良的基督徒把肉体视同魔鬼,予以贬斥。他们看到希腊神像,心里总不自在。六根清净的修士便给古希腊的维纳斯神像系上一条围裙;甚至还有人给裸体的雕像贴上一张滑稽可笑的无花果叶子;有一位虔诚的教友派的教徒牺牲了他的全部家产,去把基乌利阿·罗曼诺笔下最优美的神话题材的油画全都收购下来,然后付之一炬。“此公真该直升天堂,在那里每天挨到鞭笞!”当然可以把“那些善良的基督徒”的看法、做法视为一种文化批评的观点及其后续行为,而其结果就是中世纪文化艺术的枯燥乏味。
 
  中国正在崛起,正在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正在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在文化上,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果不能把“三个区分”落实好,缺乏作品,或者作品只呈现单一的格调,如毛泽东晚年感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这种局面是与十九大精神不相适应的。
 
  相信,把十九大报告的“三个区分”落实好,我们的文化繁荣兴盛就一定可以持久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会更加科学、理性,更加让人信服,会有利于而不是妨碍对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
 
《社会科学报》总第1614期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