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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危机引发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

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益东

◤科技的先天缺陷日益凸显,自毁因素不断累增,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科技的巨风险。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刘益东研究员应邀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他指出,科技危机引发新科技革命,人类科技与经济发展从眼前利益优先、丛林法则至上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优先、安全法则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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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急剧变化的时代,扇面一样的前方存在多种可能,明确具体的发展方向绝非易事。如何在趋势外推和改弦易辙二者之间抉择,取决于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是什么。如果现行世界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能化解危机、摆脱困境,则趋势外推,否则就不得不改弦易辙,改换发展道路。因此,思考未来应该从洞悉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开始。
 
不断增长的科技巨风险
 
  现行世界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是西方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其核心特征是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并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下运行发展。正如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通过研究的制度化,把科学并入现行的经济结构,使之成为商业组织的一个正常部分”。与资本结合的科技发展迅猛,同时也呈现出眼前利益优先、忽视科技风险的特征。原子弹爆炸之后,科技的先天缺陷日益凸显,自毁因素不断累增,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科技的巨风险。实际上,长期以来就流行着科技发展下去将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的说法,但是没有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目前关于科技发展的主流共识仍然是乐观的。那么,科技发展下去究竟会不会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乐观派与悲观派孰是孰非?笔者认为,乐观派与悲观派是不对称的,如果悲观派错了,最多让科技发展放缓、延迟几十年而已;如果乐观派错了,则让人类积重难返、万劫不覆。这将是人类犯的最大错误,它将错失人类自我拯救的最后时机!
 
  为突破乐观派与悲观派各执一词的学术僵局,笔者于1999年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并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科技巨风险研究二十年,提出独特的基本假设、核心问题、研究思路、分析框架与方法及基本结论,开辟了以科技巨风险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其中包括将科技发展下去会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这一老生常谈转化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其进行了较精确的表述并作出充分的肯定性论证。所谓致毁知识是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等导致毁灭性灾难的各种产品或方案的核心原理、核心技术等核心知识。如核裂变知识、链式反应知识、DNA重组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笔者提出的核心问题包括三个前提和一个问题,三个前提是“尖端科技的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一个问题是“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能否有选择地生产知识?能否有选择地进行创新?”在这三个前提下,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例如,尖端科技正负效应不能抵消,即无论尖端科技的正面效应(如核电站、核医学)多大,也无法抵消其负面效应(如核武器灾难、核事故),是“一坏遮百好”,是可以扬长却不能避短,因此,是否接受和发展一种尖端科技,不是由其正面效应决定的,而是由其负面效应能否被化解所决定的。
 
造成“动车困境”的原因
 
  笔者研究表明,在目前的各种条件下至少有26个原因不能阻止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不能有选择地生产知识,不能有选择地进行创新。实际上不需要26个原因全部成立,只要有几个原因成立就足以支持此结论了:致毁知识增长与扩散是不可逆和不可抵消的,在目前世界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又是不可阻止的,这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和递增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至爆发。这是最大的科技危机,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目前恐怖主义盛行,企业实验室与创客的知识生产更难以控制,互联网使致毁知识易于扩散,人类处境越发凶险。雪上加霜的是,发现危机却未必能够化解危机,如笔者揭示的“动车困境”机制所示:对危机的发现常有争议,不是叫停产生危机的活动,而是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只有迈过“达成正确共识、预期共赢、共同行动、条件齐备”这四道坎才可能改变运行状态,所以化解危机的条件十分苛刻,在巨大惯性之下化解危机更是难上加难。环境问题只“达成共识”,因没有预期共赢,美国不签订京都议定书,科技风险问题则连这第一道坎都还没有迈过。更糟糕的是,尖端科技与致毁知识的扩散使小人物和机器人也可以犯大错,可以犯毁灭人类的巨错。简言之,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不是“好东西”(自然资源等)快消耗殆尽,而是“坏东西”(“三废”、致毁知识等)越积越多快到地球容负容废的极限,而且这种自毁进程陷入“动车困境”而难以终止。
 
  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内因是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在观念(科学无禁区)、机制(只有关于理论与事实符合与否的纠错机制,而没有关于科学发展与应用正确与否的纠错机制)、体制(科技与资本捆绑,眼前利益优先)和管理(奖惩极不对称)方面的内在重大缺陷;外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和短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Leste C.Thurow)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贪婪、利己主义、生产力和缺乏远见等四大特点,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激发人的贪欲,只考虑如何在此时此地获取最大利益。科技在争议中快进,二十年的研究与观察不断验证了笔者的判断和预言。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新产业革命
 
  科技危机引发新科技革命,进而引发新产业革命。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以往的科学革命都是在“现象—分析”二维平面内完成的,而这次科学革命则是引入价值维和一套新的纠错机制,以纠正科学不合理发展与应用的错,实现从“平面”科学到“立体”科学的转型,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把知识体系的变革与人类的生死存亡关联在一起。“立体”科学的确立包括文理交融和科学重心转移,社会科学崛起。新技术革命是从粗放式创新转变为可持续创新,以往技术革命是人类对物质、能量、信息的利用与控制能力的跃升。这次技术革命体现为对技术本身的控制能力的跃升,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创新。
 
  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必然引发产业革命。常说的四次产业革命论(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系统化)是技术革命及其产业化的产物,都是18世纪工业革命形成的市场经济与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框架内的后续系列,共同之处都是以满足人们眼前需求为主的生产与营销。而此次产业革命则是转型为满足眼前需求和长远需求并重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产业体系,高风险的高科技产业将叫停或缓行,底线安全的科技产业将继续发展,智库与文创产业将崛起为主导产业,这场新产业革命的力度空前,远超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冲击。
 
“换道超车”,开启人类可持续发展
 
  如上所述,现行市场经济与科技经济一体化模式因不能克服其内生的自毁因素的增长而走到了尽头,必须更换道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首次大转型:从眼前利益优先、丛林法则至上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优先、安全法则至上。所谓“换道超车”是指在新发展道路上科技与产业用追求“更安全、更受控、更环保、更和谐永续”来超越和替代现行道路上的“更快、更高、更强、更赚钱”的竞争,不比速度强势,比安全稳健,比控制与制动的合理高效,实现各国之间的良性竞赛,共创世界的万世太平和永续繁荣。启动方案是用笔者提出的“互联网+代表作”方式盘点社会科学与智库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让被埋没或半埋没的拔尖人才胜出,一则可立竿见影提升智库水平以更好应对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二则集聚智力资源,使我国率先开启新科技革命与新产业革命,化解最大危机,更换发展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社会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4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