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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坐在速度的上面”

作者: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 杰

  ◤1825年乔治·史蒂芬森发明“运动号”机车,预示着一个对速度有更高要求的时代来临。然而随着铁路的提速,时空大幅度收缩,其引发的问题绝不止于铁路本身,社会节奏、生活方式乃至男女性别分工随之发生变异。尤其是当下,我们所有人都是“坐在速度的上面”。
 
自然与人智的对抗
 
  1825年9月27日,乔治·史蒂芬森成功(George Stephenson)驾驶其发明的“运动号”(Locomotion)机车,首次在铁轨上运行客运交通,该车由此被铭记为世界上第一列火车。运行期间,“运动号”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4英里,很快超过了那些欲与之比速的骑马者。
 
  机车相对于动物运输的速度优势表现无遗,一度被形象地称为“铁马”(Iron horse)。可以想象,史蒂芬森当日的驾驶成绩必定震惊了围观的民众。有人欢呼雀跃,有人为之茫然而目瞪口呆,还有人恐慌,担心那些蒸汽牵引的车厢会让其田间的奶牛减少产奶量。
 
  这些担忧自然很快就被证明是无中生有,但现实情况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马依然是铁路的主要牵引动力。直到1830年,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线路开通,第一条完全由蒸汽机车带动的铁路才宣告诞生。斯蒂芬森亲自为这条铁路线设计了轨道,并且说服股东们完全采用蒸汽机车,而不再使用马匹。试运行当日,斯蒂芬森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与体验,其中包括女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她正因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剧中的出色主演而名噪一时。斯蒂芬森把机车的速度提到每小时35英里,“比鸟儿飞得还快”。作为率先感受这空前速度的见证人之一,范妮在日后这般回忆:“你无法想象穿越空气的激动;火车运行很平稳。我不能读书或写东西,既然这样,我就站起来了,帽子飞了出去,‘比我先畅饮到空气’。风是如此强劲,也许是因为我们在逆风行驶吧,我完全睁不开眼睛。而当我闭上眼睛,这种恍如在飞行的感觉令人欢欣喜悦,同时又有一种无以言表的陌生感;可尽管是陌生的体验,我却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心中没有一丝恐惧……”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经验被记载下来,有位首次见到火车的神职人员听到震耳欲聋的鸣笛声后跌倒在地,如被闪电击中一般,其语言表达和思维一时间竟难以恢复。
 
  从以上反应来看,人们多借千百年来一直在使用的动物牵引来比对现代技术革新中的机器牵引,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自然与人智的对抗。
 
公众对速度持最大焦虑与质疑
 
  而历经多次试验,机器最终战胜动物的事实毫无疑问地预示了一个对速度有更高要求的时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铁路系统非常讲究等级秩序,一、二、三等列车曾经是各自独立的,三等车厢尤其不能加挂在一等、二等列车上。这中间的原因除了铁路系统要沿袭社会上的阶层区隔,同时也因为每低一个等级,其列车的资源配置、速度也是相应要降低的,那么当二等车厢加挂在一等列车,或者三等车厢加挂于二等列车,它们都会影响列车原有的速度。
 
  而速度既能吸引顾客,也会错失顾客。以西海岸铁路公司与东海岸铁路公司在1887至1895年间的速度竞赛为例。最初,西海岸铁路公司允许二等车厢挂在其一等列车上,但同样是从伦敦到苏格兰,它要运行十个小时,比东海岸铁路公司整整晚一个小时,所以一部分顾客逐渐流失到后者那里。西海岸铁路公司包含伦敦及西北铁路,该公司负责人理查德·穆恩(Richard Moon)最初坚决反对快速行驶,认为每小时40英里已经是相当合适的速度了,再快就会消费更多的煤炭,而且还要对铁轨做额外的保养修护。不过1888年6月,他突然宣布将平均速度提到每小时43.8英里。后来两大铁路集团开启了一场紧张激烈的速度之战。在这为期接近百日的竞赛中,全程运营时间降到8小时32分,速度为每小时63英里,为此乘客中间下车就餐、休息等需求都被大幅度压缩,一切都为速度让步,甚至会有行李搬运工上车后一不小心就被带到下一站的故事发生。
 
  这场速度之争既引发诸媒体的竞相报道,人们争先恐后地为其投入赌注,也激发了公众对速度的激情与想象力——火车每小时跑到六七十英里(1904年终于超过三位数),而一百年之后,已经达到更高技术水平的英国火车完成这段行程依然需要七个小时——所以,这两个铁路集团的竞争表面上或许是其自我炫耀、争夺顾客之举,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它们彰显了英国铁路的创新精神,是对英国铁路一次极好的广告机会,一时间吸引了大量欧洲公众的目光。
 
  但对铁路日益提高的速度,维多利亚时期的乘客们并不都想买账,因为速度毕竟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而保守的英国人对速度的要求远不及对生命安全的担忧。当速度超过每小时60英里,这场白热化的竞赛也就走到了尾声:一方面,两家公司均为此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比赛竟然还导致了一种相反的效果,那就是乘客一度越来越少,因为有些旅客觉得速度太快并不舒服。同时期,报纸上出现大量关于火车脱轨、意外灾难、谋杀事件等题材的报道,而医学界已经开始研究由铁路旅行促成的各种铁路精神疾病。就在1896年,普雷斯顿发生一场脱轨事故,司机未能在拐弯处将车速降至规定的每小时10英里,导致一名乘客丧生,为此伦敦至苏格兰之间的铁路速度整体下调,并在此后的35年内基本保持不变。在深切感受到速度的危害后,对铁路上的任何加速行为公众就会持最大的忧虑与质疑,不管该线路的加速条件是否成熟。如今,英国高铁HS2工程虽然由政府高调主推,但依然受到不少民众的抵制,其中部分原因怕也是来自这些历史的教训吧。
 
“快”女孩
 
  但是,铁路毕竟逐步在提速,而且引发的问题绝不止于铁路本身。考虑到更多的女性也开始乘火车外出,她们的移动性、自主性也被空前刺激起来,那么传统赋予她们的“屋子里的天使”角色就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冲击。在这样一个空前移动的时代,出现了一类比较特殊的女性类型,她们开始拒绝慢节奏的、限定于家庭之内的传统生活,逐渐游离于娇弱、羞怯、稳重、不出风头等维多利亚社会为之规定好的完美女性道德规范之外。她们这种迫不及待想要摆脱传统、迈入新时代的步伐跟火车的高速很是相似,时人给了她们一种略带贬义的称呼:“快女孩”(fast girls)。
 
  当时有不少作家都将这类女性写入作品中,比如“言情小说女王”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tbeth Braddon,1835-1915)笔下就有个奥罗拉·弗洛伊德,出自她在186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作品中,男主人公决定放弃奥罗拉,娶一个叫露西的女孩为妻,因为后者沉寂、苍白,如天使般安静,而奥罗拉则冲动鲁莽、动作敏捷、感情激烈。奥罗拉是“速度的象征”,如若跟她结合,男主人害怕会像快速火车一样遭遇危险、暴力甚至死亡。
 
  可以说,维多利亚人对速度的犹豫态度在女性问题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857年,伦敦著名的幽默杂志《笨拙》(Punch)刊载了一幅插图,车厢中一个“快女孩”面无表情地向旁边的老绅士借火柴点烟,这不但吓坏了老绅士,也引发了那些不抽烟者包括众多女性的不满。至1872年,还有人在《伦敦日报》上对这些快女孩表示不满:“年轻的‘快’女孩生存的最大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享受生活……她们享受美食、美酒,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人场合,她们做起这些事情来可是一点儿都不害羞。她们的确很享受公然反抗社会通行的惯例……这些女孩会闪闪发光好几年……但她们不结婚。她们会被那些不那么放纵而且比她们安静的人超越……那就保护我们吧,让我们免遭年轻‘快’女孩的伤害,并且让她们的数量再少一些。”可见,无论是在行为方式还是价值观念上,快女孩的出现都让讲究等级、礼仪、稳健的传统男权社会有些措手不及。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正统观念中,化妆、娱乐、取悦丈夫与家人是玩偶女性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正如出走之前的娜拉),女性因此缺乏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工商业或者从事其他社会职业的机会。不过,“快”女孩生逢一个一切都在加速的铁路时代,不愿意继续做“屋子里的天使”,她们既不愿过于恣情放荡,完全偏离社会规则与伦理道德,又不想压抑自己,遁入修道院,在孤独寂寞中了此一生,于是只能通过成为“快女孩”宣泄她们渴望与时代同步、藐视传统的激情。维多利亚时期还有位重要的男性作家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中国学界对其研究与引介并不多,但其妇女观即使放在今日也是非常超前的。梅瑞迪斯总是强调女性的智慧,并认为妇女是和男子平等的完全独立的个体。在其《十字路口的狄安娜》(Diana of the Crossways, 1885)中,主人公狄安娜是一个不服从传统规则的已婚女性,针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她发表了自己的不满:
 
  我们女人是男女联盟中的被动语态;我们得知道,要是我们采取主动,哪怕是带着最美好的意图,我们都会遇到可怕的干扰。我们必须得遵守路线,就像蒸汽火车一样;要不然我们就会找不到站点,并被撞成碎片。我很不幸地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我碰碰运气吧。
 
  狄安娜的表达充分运用了技术的隐喻,她本人的困惑实际上也是维多利亚晚期女性们普遍面对的窘境:要么让自己走向公共领域,成为积极、主动、可见的主体,要么继续隐匿在家中,做温柔、驯顺、不可见的天使。是选择速度、移动性,还是回归安逸,满足于静止的稳定状态?是追求自由、陌生的体验,还是屈从于现实中其实并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众多女性直到当代社会依然要面对的艰难抉择,而我们知道,很多抉择有时并不一定出自其真实意愿。
 
  另外,乔治·梅瑞迪斯将女人喻为火车,这样的比喻很是新颖。因为在狄更斯、霍普特曼等同处19世纪的作家笔下,火车通常是疯狂而躁动的,会发出巨大的噪音,会招致血腥而神秘的死亡,所以会被类比为魔鬼、怪物甚至死神,这些特质使人想当然地将其想象为雄性;而如果考虑到火车必须在铁轨上按照既定路线运行,否则就很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准时运行,否则就会引发大面积的交通瘫痪,那么长久以来必须服从社会规范的女性也就与火车有了可理解的相似性。
 
  总之,火车的速度引发了19世纪人们的惊叹、期待与恐惧。这其中,时空的大幅度收缩自然是惊叹、期待的重要原因,但恐惧的内容也正是由此引发的各种交通事故,以及社会节奏、生活方式乃至男女性别分工的变异。不过,如果我们再延及刘呐鸥的《风景》(1928)、张恨水的《平沪通车》(1935)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男主人公在火车上与漂亮女子发生短暂艳遇或陷入其精心制造的骗局,那女性在作品中亦可谓速度的同义词了。由此,她们可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快”女孩们遥相对望。
 
  而如今,我们所有人都是“坐在速度的上面的”。似乎一切事情都在变得越来越快,由于无线通讯、因特网的出现,跨越空间距离的信息传输甚至不再需要考虑损耗时间,由此导致有时即使只是多等待了几分钟,我们也会觉得速度太慢,正如保罗·维利里奥所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延时的时代”。如此克服空间障碍,世界开始向我们内部崩塌(大卫·哈维),还是变得更加完整而“扁平化”(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方面,人们依然需要各种交通方式,尤其是高铁、飞机来加速拓展地理移动的广度;另一方面,似乎宅在室内固守一隅亦可享受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同时性。无论如何,对“快女孩”的非议之声或许止于19世纪末,而对速度的迷恋、质疑和论辩依然在延续。【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批评中的“移动性”理论与实践研究》(西部项目,18XZW004)】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5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