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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

作者:黄荭(南京大学)

 
  “文革”年代出生的孩子取名字常常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像“小兵”、“向红”、“继革”、“卫东”……就是当时最时髦、最动听的名字。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我父母或许也曾经有过革命的豪情壮志吧。大串联那会儿,十八岁的母亲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去了北京,有照片为证:“首都留念,66年11月”。天安门广场上,三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齐刷刷一字排开,人手一本红宝书,尽管只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明暗的光线里似乎可以看到当年母亲脸上那种红扑扑、透亮的神采。
 
  据说母亲去串联的时候,我父亲(当时还只是母亲的同班男同学)被留在学校写大字报,因为领导觉得他毛笔字写得不赖。母亲从北京回来的时候,看到父亲鼻子上裹着纱布,原来是贴大字报的时候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磕的。虽然母亲一直有一股风风火火的劲儿,中医学校毕业后,贫下中农出生的她居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当根正苗红的革命者,而是怂恿同样根正苗红的父亲跟她一起去了浙西南偏远山镇的一个药厂。我总觉得当初他们是在逃避什么。很多年后母亲云淡风轻地告诉我,只是因为学针灸的她不喜欢留在医院给人扎针,她觉得扎下去病人会“疼”。
 
  他们给我哥起名“蔚冬”,1969年出生在初冬一个蔚蓝的日子,但那个年代叫“卫东”的人太多,听着都一样,于是就改成了“晓冬”,但叫“小东”的人也不少,后来可能是懒了,也就没有再改。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拿木头给我和我哥各刻一枚图章,我的是“黄荭”,我哥的是“黄蔚”,或许这带着大地青草气息的三原色更符合他心目中“作品”的趣味吧。
 
  我的名字“荭”是他们从《本草纲目》里找的,是纪念曾经一起学医的青葱岁月?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中学时读过一阕孙光宪的《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葓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也有李贺《湖中曲》中的“长眉越沙采兰若,桂叶水葓春漠漠。”还有皇甫松《天仙子》中的“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葓花发秋江碧。”这里的“水葓”就是“荭草”,更乡土、更常见的名字是“红蓼”,一年生草本,茎高可达2-3米,乡下沟渠水洼处疯长,高大茂盛,初秋时节开白色带粉或紫红色的小花,一穗穗的。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此蓼甚大,而花亦繁红,故曰荭,曰鸿,鸿亦大也。”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因为这名字给起的,所以我才长得高,长得茁壮。
 
  或许冥冥之中,名字是命运打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个印记。有懂一点八字测算的朋友曾经说我五行中多的是水,水生木,所以我跟植物特别有缘,从小就喜欢养花弄草,在朋友圈号称“绿手”和“花仙子”。搬到仙林后虽然住在顶楼,我也在装修的时候特意让师傅在露台上砌了一圈花坛和一个小池子,池子里种了睡莲和慈菇,养了十尾红红白白的锦鲤,仿佛那样日子才会像流水一般静好。曾经隔壁住着一对酷爱养多肉植物的母女,每每她们的“大肉肉”长了“小肉肉”就会拿来给我领养,但多数时候我总是养不好多肉,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水大”,我太爱浇水,总忍不住,我家的多肉多半以溺毙收场,也算是溺爱有害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也喜欢南方湿漉漉的天气,以前写过诗歌,说自己是一条会走路的鱼。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干燥的气候让我很不适应,站在街上,感觉自己是一条渐渐脱水、渐渐风干的鱼。其实刚从浙江来南京那会儿,我也有些不习惯,夏天热得太离谱,冬天冷得太霸道,不如家乡气候温润,但日子久了就习惯了。以前网上流行过一个很无聊的测试,输入姓名测算最适合你居住的城市,我竟然也跟着很无聊地测了一下,测出来的结果是南京,于是我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从前在浙江,我总是特别容易上火,吃一根油条上火,吃两片饼干也上火,但到了南京似乎连吃辣椒都不长痘痘了。学中医的母亲说是那是因为家乡的水是性热的,南京的水是性寒的。
 
  我现在想想,或许只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没有火气的缘故。也越来越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我也像我名字中的荭草一样,生出了根须。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8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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