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思想·文史 > 列表

中西合译如何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

 
  提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他的翻译文学,很多人应当有所耳闻,尤其是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葛浩文更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好的中国文学作品想要得到世界的认可,首先必须跨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障碍。负责、优秀的译者,是我国文学真正“走出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前不久,葛浩文和林丽君这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教授夫妻档”应上外英语学院邀请,在上外作了题为“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合作”的精彩讲座。
 
翻译家的匠人精神
 
  翻译是一项花费大量时间、体力和脑力的活动。从译文初稿到最后成书,译者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对译文进行不断修改、调整和润色。这个过程不仅涉及译者,还涉及编辑、排印编辑和出版社等多种主体。葛氏夫妇是如何进行翻译合作的呢?
 
  在接到出版社或作家的翻译委托后,翻译活动就正式开始了。第一稿由林丽君翻译,重点是翻译其大意,先略过语言中的细节问题。小说的长短决定了翻译所耗的时间,一般初稿的翻译需要三至六个月,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一稿完成后,由葛浩文来对照中文阅读修改,完成第二稿。第三稿由林、葛二人共同完成,葛浩文负责朗读英文译稿,林丽君负责一句一句跟原文进行核对。林丽君强调了将译稿读出声的重要性,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只有大声读出来,译者才能感受到译文的用词是否准确精当,进而不断地进行修改和调整。第四稿的重点聚焦在译文的风格和一致性上,除非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翻阅,否则原文就搁置一边了。前三稿关注的更多是译文忠实于原文,努力传达原文的艺术效果,而第四稿的修改关注的是译文读者的接受。第四稿完成后,译稿将送到编辑或签订合同的出版社手中。美国的图书编辑或出版社非常注重读者可能的反应,他们常会提出意见,要求对译文中某些原语文化信息进行修改等。
 
  译者需要服务的“主人”有很多,例如原作者、出版社和译文读者,其中妥协在所难免。在阅读了编辑或出版社的修改意见后,译者将译稿再次进行修改,或同意其修改意见,或拒绝修改并予以解释,然后再将这一稿返回给编辑,编辑再审阅后返回给译者。第五稿确定后,译稿将送至排印编辑手中。排印编辑的主要职责是校正文字,确保文章内容前后一致,修改出第六稿,然后返回到译者手里,译者再修改出第七稿。最后进入成书阶段,譬如设计封面、腰封推荐等。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也有参与,譬如对于朱天文《荒人手记》译本Notes of a Desolate Man最初定下的封面,葛浩文就提出了异议。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优势所在
 
  从事翻译事业,必定要穿越不同的语言边界,脚跨两种不同的文化。的确,一人单干很可能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葛浩文、林丽君这种中西合璧式的翻译模式也有它的优势,既能照顾到原文本的理解,又能照顾到译文本的表达。
 
  两个译者一起工作,就可以将对方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谋(sounding board)。一个译者总有自己固定的风格,有自己喜欢使用的特定词汇,多一个译者,就可能多一种风格和版本。林丽君举了个例子,在翻译毕飞宇小说《青衣》的第一句“乔炳璋参加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时,“糊涂账”构成了翻译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并不在于“糊涂账”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如muddle-headed),而在于,乔炳璋觉得参加宴会是一笔糊涂账的原因不清楚。译者在询问了作者后,得到的答案是:之所以是糊涂账,是因为乔炳璋完全不知道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会是谁。要如何用一句简练的译文(毕竟原文很简洁)来表达如此复杂的意思呢?而且这是整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这正是考验译者的地方。葛、林二人为了这个“糊涂账”伤透了脑筋,商讨了许多不同译法,甚至有考虑要不要使用文学翻译中少见的脚注。最终,葛浩文和林丽君定下的版本是:For Qiao Bingzhang the dinner party was like a blind date. 在二人看来,这个译文简洁,读起来有节奏感,也传达了原作者想表达的意思。看似背离了原文的译文,实则更好地还原了原文的意思和效果。
 
  葛浩文还认为,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翻译的效率。他举例说,以前在翻译《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时,为了回译文中一段英文电影中的歌词,他不得不去租借该电影的VHS录像带,一点一点找到这首歌,然后将歌词记下来。现在有了互联网,他们只需要使用搜索引擎,整首歌的歌词立马就可以找到了。翻译中其实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例如中文文本中引用了一句法文,但这句法文在作品中被译作了中文,现在译者要把这本书译成英文,那这句法文是以中文为原文本翻译,还是去找到英文中翻译好了的这句法文,直接拿过来用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译者之外:“文学代理人”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翻译成外文出版,还要能够走进海外读者的内心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一过程需要很多行为人的积极参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本非常少,翻译出版活动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流程。葛浩文用自己翻译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作例子给予了说明:译者联系作者,取得作者同意后,签下一个最基本的合同,然后翻译就开始了。翻译完成后,葛浩文自己找出版商,寄去了译文的第三章。出版商表示感兴趣,并找到了葛浩文,表示他们喜欢这部作品。但后来,葛浩文的好友谭恩美(Amy Tan)给他介绍了一个“文学代理人”,于是又将葛译推荐给了另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译本。
 
  接下来,葛浩文又翻译了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后先将译作给“文学代理人”,然后再给出版社公开出版。也有出版社主动来联系葛浩文,希望他能翻译一些中国现当代小说,苏童的《米》以及《我的帝王生涯》就是这样走到了葛浩文的译笔下之。
 
  到了上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情况有了新变化,葛浩文认为,产生新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学习、掌握了中文;第二,出版商对中国文学更加有兴趣;第三,一个基本的代理人网络在中国内外得以形成。参与翻译的译者也更多了,出版商也开始积极寻找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林丽君同样强调了文学代理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些文学代理人懂中文,有些文学代理人并不懂中文,但是文学代理人懂不懂中文并不是译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文学代理人只需要两个关键的能力:第一,对译文读者的市场了若指掌;第二,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一般来说,大的出版社并不欢迎作者或译者毛遂自荐的文稿,他们更青睐文学代理人的推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代理人就是一个“守门人”,他们也往往是作者或译者在致谢中重点感谢的对象。
 
离不开的出版社
 
  当然,中国文学能够走进海外读者的内心世界,离不开出版社。就出版社而言,可以分为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葛浩文认为,后者与前者相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优势:
 
  第一, 商业出版社的出版周期更短,因为大学出版社的文稿需要经过同行评议(至少需要两个月)。出版社在收到评议报告后反馈给译者,译者需要根据评议意见进行修改或予以回复,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
 
  第二,商业出版社占有更大的市场。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往往针对学术界,因此,译作的宣传更多地集中在大学出版社的网站上,或者局限于几个学术机构团体内,一般的书店很难买到这些书。有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会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之类的刊物上登载书评,这有利于扩大读者群,但这并不常见。
 
  第三,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价格优势。大学出版社的书由于印刷量小,定价自然比较高。以往大学出版社能得到学校的资助,现在大部分大学出版社得自负盈亏,因此,它们一般只出版硬壳精装书,优先卖给各大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胡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