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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读书“平反”四十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梦阳

  给读书“平反”,比给某个人或事件平反的意义大得多!这标志着尊重知识文化良好风气的形成,社会朝着文明前进。
 
  读书本是好事,何来“平反”?问得很对!
 
出身于读书人家
 
  我出身于读书人家。父亲1909年出生在山东临清县大丁庄,一年以后,学者季羡林先生诞生在相距十里的官庄。他们都是在贫寒中长大的,季伯父家境比贫农还要穷,全靠在济南当邮差的叔父抚养。我父亲一生下来就家道中落,八岁丧父后,家境更加无法维持,幸有一位明理的大哥,认为要使全家摆脱穷困,唯一的路就是供弟弟好好读书。于是节衣缩食,赶着毛驴,驮着年幼的弟弟去县城上学。当时的临清县,武训曾经办过义学,非常重视教育,规定从县里考到济南中学的,县里给官费。再从济南考到北京或天津名牌大学的,县里和省里给两份官费,使贫寒子弟明白惟有发愤读书才能脱贫,于是凡能就学的都视读书为生命,个个拼死读书。历史证明临清县的这项教育政策是英明的,小小一个县竟供出十几个在大学崭露头角的佼佼者,大学副校长就出了六七位。里面最著名的是季羡林先生。北洋大学毕业、成为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对他极为钦佩,从小就跟我讲:“你季伯父啊,在济南上中学时读书就顶好,现在是顶尖的学者和作家。”我简直就是听着父亲讲季伯父等读书人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自小就把这些大学者当作心中的标杆,爱书如命。中学又上了文科最好的北京二中,受到大散文家韩少华老师青睐,喂了不少“小灶”,当了六年不下台的班长。一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立即拔了尖儿,不仅自己努力读书,还担任学习班长积极帮助别的同学读书。
 
“读书反动论”
 
  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谁知在师大中文系却是逆风而行。因为这个系1957年反右时,十八个教授打了八个“右派”,从此风气大变,凡读书好的都扣上“白专”帽子,不读书、专门拍马屁、打“小报告”的却尽占上风。1965年学校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我打成“白专”典型。惟一的罪过就是读书,走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到1966年“文革”爆发,“读书无用论”、“书读得越多越反动”更成压倒舆论。那些读书最好最多的名教授,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劳改。有同学感叹说:“读什么书啊!”又指着正在扫厕所的李长之先生说:“这都是读书写书的结果。”我起初也很困惑,跟着“运动”走,到1968年如梦方醒,拒绝一切活动,坚决走自己的路,读自己的书。先是苦读上大学时父亲给买的59年版《鲁迅全集》。细读两遍后,感到如果真正理解鲁迅,必须扩大阅读面,仅限制在鲁迅的书里是不行的。就通过关系借阅了《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文学名著通读。还从北京二中老同学刘延风父亲原市委司法部长刘涌同志处借阅了《资治通鉴》前三卷。当时刘涌同志正在遭难,却对我这酷爱读书的年轻人非常支持。我读过之后,收获甚大。但觉得文史之外,必须再读哲学,才能使自己的思维进入深层次。1971年9月,我在首都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借的第一套书,就是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书名记不确切了),包着棕黄色的牛皮纸,一共四册,已经很旧。当然,这种深奥的哲学书,我是读不懂的,就结合列宁的《哲学笔记》“硬”读,写了近千张卡片。
 
  读文史哲书籍同时,在北京二中英语老师陆庭栋先生打的良好基础上,自修英文,到了可以捧着词典看英文原著的程度。还感觉脑力有余,又买了《日汉大辞典》,准备自修日文。这段的读书是我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
 
  可惜时间不长,我就被发配到河北一所村办小学教书。陪伴我的,还是《鲁迅全集》。为了不致把英文忘掉,还带了英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成英文的《鲁迅小说选》。日文只好放弃。
 
  当年的辛苦,我至今难忘。早晨一起床,就去野地拾粪,到农田施肥;白天上课,主要内容是没完没了地读报纸;晚上则是冗长无聊的会议,常常十一二点才结束。好不容易开完会,时间可以归自己支配了,但三个老师挤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小屋子里,别人要睡觉,我想开夜车都没有地方。只好在床前支一块木板,从被窝里头探出身来,点上用糨糊瓶自制的一盏油灯,读起《鲁迅全集》和英文。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印象非常深刻,再加上我的记忆力很强,把《鲁迅全集》特别是杂文部分读得烂熟。说出一句鲁迅重要的话,很快就能指出在《鲁迅全集》第几卷,甚至第几页,第几行。
 
  虽然读书刻苦,却得不到好果子。某些“极左”分子依据“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的推理,偷翻我的日记,想找出反动话来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向上面报功。但出乎他们所料,日记里尽是鲁迅的话,并无把柄可抓,只得作罢。
 
“平反”
 
  到了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来临,恢复高考,提倡读书,社科院恢复工作时,我这酷爱读书的人才算与读书风气一起“平反”了,被著名鲁迅研究家林非先生看中,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从事研究。四十年来,我出版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等专著,并根据英文原著翻译了鲁迅一再希望全文译出的《中国人气质》。现在仍在进行《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大工程。
 
  给读书“平反”,比给某个人或事件平反的意义大得多!这标志着尊重知识文化良好风气的形成,社会朝着文明前进。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0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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