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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社团的“阿喀琉斯之踵”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 剑

  ◤1914年6月创设于美国倚色佳小镇,1960年5月黯然退场于上海的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促成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享受到了为科学理念和科学事业奔走呼号的职业化乐趣。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秀课题“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为2013BLS001)指出,近代科学社团也备尝在新旧杂陈的社会夹缝中争取学术社团生存的艰辛。
 
科学社团与科学本土化
 
  中国科学社以其旗帜《科学》杂志为平台,对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家特质的反复阐述和倡导,填补了自洋务运动成规模引进西方科学以来的空白,促成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科学社成员们认识到,要使中国科学真正得到发展,仅仅停留于口头和纸面的宣传,无论多么动听,都无济于事,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使科学本土化,才是发展科学的“不二法门”。因此,他们发表文章倡导科学研究,并身体力行,1922年在南京创建生物研究所,为中国科学发展开辟了新路,无论是在科研机构的体制化,还是在促进中国科学研究氛围的形成与具体科研成就的取得等方面都功勋卓著,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科研机构的典范。
 
  学术社团的创建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学术自治与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社团母体,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学术社团的创立、建设、管理与社团自治等方面有表率作用。后起学会大多遵循着与中国科学社大致相同的组织形式,即制定了指导性文件“社章”,规定了各类成员的专业标准;在组织上设置董事会、理事会或评议会等机构,并规定了领导成员的职权范围、任期及其更替程序,重大决策由理事会等议决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创办自己的专门会刊,发刊专业论文或进行该专业的普及工作;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等。
 
  学术交流是科学家们创建科学社团的主要目的,也是科学体制化最为重要的方面。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创办学术刊物是科学社团体制化的学术交流模式,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综合性科学社团,在中国近代科学交流的基础——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学术讨论会与刊物学术交流等方面,为中国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科学社年会学术交流经历了从学生会性质的交谊性年会向学术性年会、从单团体年会到多团体联合年会的发展过程,最后成为中国科学的学术交流盛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科学交流系统正规学术会议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缩影。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科学交流系统包括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学术专著、文献摘要、目录索引等已经全面建立起来。
 
  正是在中国科学社等团体及相关机构的领导和影响下,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科学的本土化进程已进入正轨,科研成就不断涌现,科学家社会角色开始真正形成,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已取得重大成就。抗战胜利后,大批教授与青年才俊到世界各学术中心或访问研究或留学深造,探知世界科学发展前沿,进而也行走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中国出现了实现真正学术独立的大好局面,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似乎指日可待。可惜这一形势并没有被很好利用,很快就被断送,不仅未能实现中国学术对世界学术的真正独立,随着时光的流逝反而加大了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其间最为根本而且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政治变动,但民国学术界特别是科学社团也难辞其咎。
 
科学社团的逆向运作
 
  作为学术性社团,其运行的基本规则应该一切以学术为标准,以学术推动社务与学科的发展。近代科学社团大多也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但不时也有非学术因素掺杂其间,并因之对其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学术社团吸收成员,有一定的条件。中国科学社对社员的吸收,普通社员标准曾从以“科学事业”为标准降为“大学毕业”,学术标准变成了“学历标准”;“特社员”与“名誉社员”的选举按照章程规定应与学术紧密相关,但实际上却从社务发展角度出发,选举了对社务赞助极大的非学术人物。学术社团的最高领导人一般由组织内最有名望的科学家而不是在组织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担任,中国科学社社长除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等顶尖科学家短期担任外,长期由任鸿隽一人维持。这种情况在其他社团同样存在,例如1931年至1948年间,中国工程师学会选举会长十五任,其中曾养甫一人当选五次,颜德庆、翁文灏各当选两次,陈立夫当选一次。
 
  “科学”从本质上是与民主、规则相辅相成的,作为一个学术社团,充分的开放与民主化是其正常发展与成长的先决条件。但中国科学社领导层成员的更替频率不高,没有完全遵循它所追求的西方学术性社团的民主精神与民主程序。章程中“连选连任”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民主进程相违背的,连选连任势必造成“垄断与把持”。同样,中国科学社理事的当选不完全以对社务关心的程度或学术成就的高低为标准,地域因素、同学关系及留学国别、留学学校及其学科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筹码;董事大多数时候都未按照章程规定由司选委员会选举,而是由理事会自行议决。这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违反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团所应具有的特性与特质。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像中国科学社这类完全学习模仿西方而创建的学术性社团,应该在民主化方面走在前列,为中国其他方面的民主化起示范作用。这种现象出现:过渡性质,传统与近代、民主与把持、开放与封闭交织在一起。
 
  作为中国科学界的母体社团与处于领导地位的综合性社团,中国科学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曾试图向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或中国科学促进会的角色转换,冀图承担美国科学促进会或英国科学促进会“指导、奖励、评议”科学发展的功能,但并未实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三大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留美)、中华学艺社(留日)、中华自然科学社(国内毕业生)之间存在“求学国别”的畛域。这样,作为制衡政府强力的民间学术社团组织不能合作,在与当时政府力量的对抗中自然处于不利地位。
 
  相比非学术、不民主与不合作,同政治纠缠不清才是民国科学社团的致命伤。
 
科学社团建设中的学术与政治
 
  团聚同好结成统一的学术力量,在促进学术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对抗外在各种不利因素的侵扰,是成立学术社团原动力之一。但近代科学社团却没有结成统一的力量,面对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政治侵袭,反而与政治纠缠不清,最终自己也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并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虽存在不完全受政府控制的民间组织,但并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政府始终处于威权的主动与支配地位。中国是关系社会,在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冷冰冰的“规章制度”之外,还有一个民间社团成员与政府组成人员之间“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当时众多社团借助官场的力量与威权来扩展影响,而不是通过建立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良性的制度关系来获得发展空间。陈立夫、曾养甫、徐恩曾和朱家骅这样的完全政治人物在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长袖善舞”,中国科学社也曾借助大量的政治人物来推展其事业。
 
  政治人物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极大的风险,他们个人在政治上的成败自然会给学术社团的声誉造成损伤,极大地破坏学术界的生态与环境。政治与学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高于学术、政治超越学术、政治统治学术、政治指挥学术、政治引导学术是政府统治与国家治理不言而喻的现实存在。政治追求的是实用,是或个人或团体或党派或阶级之利益;学术追求的是真理,是人类知识之扩展,它们之间有天然的隔阂与鸿沟。一旦当隔阂消解、鸿沟填平,两者结合一起时,学术为政治所利用,学术追寻的自然不是真理,而是权力。近代以来几代学人学术独立追求梦想的破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政治变动造成的,这也使得学术发展的延续性被破坏。由此,近代学术并未真正独立于政治,也就丧失了独立于世界学术的大好时机。(课题研究著作《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即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1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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