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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属于世界的文学巨匠

作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 张爱平

    他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是让英美现代诗歌得到史无前例的升华,让欧洲的文化理念得到清晰的阐释和广泛的传播。
 
  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T. S.艾略特188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今年正逢他的130周年诞辰。对于喜爱英美诗歌的中国读者来说,艾略特的名字并不陌生。他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拥有众多的爱戴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洋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就开始先后以多种形式在国内推介艾略特的作品,其中多人曾与他相识、交往,如叶公超、吴宓、辛笛和赵萝蕤。1923年,茅盾在一则短文里初次提及艾略特的名字,三十年代叶公超和吴宓在课堂上讲解他的诗歌,1936年,赵萝蕤全文译出他的代表作《荒原》,并附有详细注解。从此,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如卞之琳、王佐良和袁可嘉,做了大量的推介和研究,使得艾略特蜚声学界内外。其作品的新译接二连三,有关他的评论和专著不断问世。他的诗风和诗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尤其是“朦胧诗”。记得八十年代初,复旦师生曾在食堂前争先恐后地从卡车上抢购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书中就包括了艾略特的主要诗篇。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收集了作者主要的诗作、诗剧和文论。可见,艾略特一直深受中国读者和学界的钟爱。
 
寻觅他的踪迹
 
  几十年来,艾略特是我学习、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记得1984年暑期,抵达哈佛不久,我就借来艾略特的全集,如饥似渴地通读了一遍。秋季一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瞻仰了他在哈佛住过的校舍,寻觅他在哈佛的踪迹。有关艾略特在哈佛的奇闻逸事甚多,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一条就是他爱在房间的墙内藏匿他的诗稿。除了在学生刊物上发表诗歌,他还时常创作一些诙谐、甚至低级趣味的打油诗来取悦于学生俱乐部里的同伴,将此当作开展社交的惯用手段。
 
  出人意料的是艾略特早先并未展现出众的才华。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他在哈佛长达七年的求学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个学期他的表现较为松散,热衷于校园内的各种社团活动,期末平均成绩是勉强过关的“D”。院长助理根据校规函告他的父母,警示艾略特有可能被淘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他大彻大悟,从此开始苦读加巧读,深得哈佛名师白璧德和桑塔亚纳的熏陶,从亚瑟·西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中大受启发。即使在课堂上表现一般(英语作文常得“B”的分数),大量的课外阅读开阔了他的视野,增强了他的诗人潜质。结果,他仅用三年时间就获得比较文学学士学位(1910),紧接着又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11)。在法国游学一年之后,艾略特重返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三年,苦学梵文,坚持用希腊原文通读亚里士多德,还时常参加校内的戏剧活动,曾与他的学弟和未来的意象派诗人E.E. 康明斯同台演出。1914年,他获得牛津大学的资助,打算在那访学一二年再回哈佛完成学业,然后开始留校任教的生涯。
 
  然而,他的回归计划很快就被束之高阁。一战的爆发使欧美之间的航行日益危险只是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在1915年突然坠入爱河,与一位相识数月的女士匆匆结了婚。显而易见,这一“滞留”决定揭示了他对重返哈佛,递交博士论文、完成答辩、从事教学的担忧,因为他不愿“妥协或掩藏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独立”。另一方面,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谋生,艾略特先后在杂志和银行就职,工作繁重,还要日夜承受精神失常的妻子带来的压力和磨难。尽管如此,他不遗余力地继续他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与埃滋拉·庞德携手共创现代诗歌艺术,发表他的经典之作《荒原》,并且不断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主旨、形式与价值著书立说。1927年,他成为英籍公民和英国天主教会成员;1933年他与妻子正式分居,得到解脱,生活和写作都有了转机;1948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他在英美诗歌中的卓越地位;1957年,他和比他年轻近四十岁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开始更为美满的生活,直至1965年去世。1967年,伦敦西敏寺在“诗人角”为他立碑,纪念他对英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在文学世界里享有教皇般的权威”
 
  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亚当·科希在2015年7月/8月号《哈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展示了有关艾略特研究的最新动态,列举了艾略特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无以伦比的贡献和影响。他认为,艾略特“在文学世界里享有教皇般的权威……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小到大不仅仰慕他那萦绕脑际的诗歌,而且推崇他那促成英语诗歌彻底变革的主导性文学批评理论。”
 
  从中学到哈佛,艾略特一直痴迷写作,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诗歌和短篇小说。他的第一首引人瞩目的诗歌是“J·埃尔福莱德·普鲁福洛克的情歌”,写于1911年,但多年没有发表。1914年,他在牛津大学访学时,经他的哈佛同学和诗人康拉德·艾肯介绍结识了庞德,加入了热衷于现代主义主义诗歌的作家群。1915年,这首“情歌”诗由庞德力荐发表在《诗歌》杂志上。此诗采用新颖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意识流”—把普鲁福洛克刻画成现代人的代表:既耽溺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又叹息自身的体魄缺陷和才智不足,徒有七情六欲,却一事无成。细读此诗,读者对主人翁陈述的究竟是真情实事,还是潜意识的臆念和幻象有无限的想象空间。1922年,他的代表作《荒原》经庞德的修订,发表在艾略特自任编辑的季刊《准则》上。此诗不仅展现出城市的荒芜与喧嚣,而且勾勒出战后一代颓废、迷惘的精神状态。全诗共分五章,结构繁杂,引经据典,它的开篇之句“四月是最为残忍的一月”已经脍炙人口;它的深奥主题和奇特诗艺被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标杆。
 
  除了多本诗集,艾略特还写过多部诗剧,多次在英美两地公演,并多次获得奖项。然而,最终确立他在英美文坛上卓越地位的还是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建树。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指出,“绝不能在真空中赏析艺术,只能在先前艺术作品的背景下进行……从某种角度来说,艺术家或诗人得由过去的标准来鉴定”。他还用自己的诗歌作为范例,说明文本、事件、心态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好诗不该“释放情感,相反应该逃避情感”。另外,他在《形而上学诗人》一文中主张从心理和情感的角度描绘人生经历,用机敏、独特的技巧凸显“融合的情感”。他的观念撼动了文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新批评”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艾略特正式开始他的创作生涯时,正逢一战前后,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新旧交替的拐点,处处面临纷争、挑战,甚至冲击。文坛,甚至整个人文领域,充满迷茫和变异。有识之士围绕着现代性、现代生活、现代人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概念和新职责各抒己见,倡导明智的抉择和革新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应运而生。一批以庞德为代表的年轻诗人深信人们在现实中已被理念上、社会上和语言上的陈规旧矩边缘化,他们试图打破过时的权威和习俗,开辟诗歌创作的新径,从而使诗歌艺术焕然一新。艾略特以他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作品和有关诗歌艺术的精辟论述在其中崭露头角,博得了其他诗人和学者的认同和拥戴,一举成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指点着二十年间的诗歌创作和诗评准则。
 
他属于全世界
 
  到了20世纪末,他在西方文坛的声望每况愈下。一段时间内,他淡出了学者和诗歌爱好者的视线,有关他的研究也没有新的拓展。只有部分学者,如耶鲁的布鲁姆和哈佛的格林布拉特,依然对他推崇备至。首要原因是英美诗坛承前启后的变迁和批评方法的更替,其次还有艾略特自身的原因。他生前的反犹太倾向众所周知,他的作品和文学论述时常出现相关的偏见和微词。不过,这一切从2012年起发生了巨大的逆转。首先,他的遗孀薇勒莉·艾略特去世之前协助编辑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艾略特书信集;2014年,数码版的《艾略特文集》前两卷顺利发行,其中收入了他在中学、大学所写的部分文章,以及他写于2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的著名批评文章;2015年春季,罗伯特·克劳福特推出一本新的艾略特传记,仔细追溯了艾略特与哈佛的渊源,并且从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阐述了他的杰出生涯。这一系列巨著在英美文学界再次掀起一股艾略特研究的新潮,让新一代的读者和学者重新认识,也更深地欣赏这位20世纪英美诗歌的巨匠。
 
  人们以为,艾略特移居英国之后会自然而然地由一个年轻的美国诗人演变成一个英国成年诗人,可是艾略特本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他在一篇关于与他同时侨居英国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文章里指出,“一个美国人的最终、最完美的体现不是成为一名英国人,而是一名欧洲人,一名任何生来就是欧洲人、或者生于任何欧洲国家的人所不能成为的欧洲人”。在他的创作和学术生涯中,他刻意掩饰了自己的美国特性,也难得流露自己的英国属性,更多表露的是他引以为傲的一种独特的欧洲“范”。他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是让英美现代诗歌得到史无前例的升华,让欧洲的文化理念得到了清晰的阐释和广泛的传播。多年来,英美文学界围绕艾略特究竟“属英”还是“归美”常常争论不休。其实,艾略特不仅仅属于英美和欧洲,他属于全世界。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6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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