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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亟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乔国强

 
  ◤在我国,几乎重新起步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亟待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重建外国文学的批评版图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局的一年,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百废俱兴的一年。这一年,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上发表《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一文,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广泛关注,随即引发了一场论战。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又发起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翌年,高行健在《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表达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多元化美学观念的渴求,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一场争论。
  
  就在国内学术界对现代派文学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际,后现代主义已悄然而入。1980年,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概念引入中国。
  
  20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外国文学研究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大板块:与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抗争,把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在抗争中重建文学的批评版图。
  
  从一枝独秀转向多元化
  
  进入九十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一跃而上,超过了现代主义,成为被人追捧的理论前沿话题。1993年3月,北京大学召开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研究者们想把后现代主义的“根”,通过与中国当代文学互为联系的方式,完成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转换。然而,由于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理论缺乏系统了解,加之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进入典型的后工业社会,所以,多数研究者们尽管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渗透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如何渗透的以及这种渗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难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方式。赵毅衡发表的《后现代小说的鉴别标准》一文,是对这一时期理论空缺的一个补充,开启了学界后来的一些重要论述话题。 
  
  九十年代中期后,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由后现代主义的一枝独秀,转向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探讨。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率先以“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为题开辟专栏,然而竟引发了一场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这既是中国文化欲以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将要参与“全球化”的一次预演。其实,当时“全球化”已不成为一个需要特别论证的问题。迄今为止,这场讨论并无结论,抑或说这个问题迄今还处于继续讨论中。
  
  亟需用中国话语研究外国文学
  
  进入21世纪,在外国文学研究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化研究及批评。文化理论及批评早在1985年詹姆逊在北大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时,就已在中国崭露头角。大约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及批评逐步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更多还是在理论层面上予以讨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做得不多。
  
  2001年4月,《外国文学评论》在昆明召开了“文化的迁徙与杂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旨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热潮,我们该以何种站位来迎接这种文化挑战?由于这次会议带有反思的性质,加之又选择从“后殖民”的维度切入到文化研究中来,所以,原本宽泛的文化研究又变成了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研究接受的夹缠性。
  
  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值得梳理和总结的第二方面是有关族裔文学的研究。所谓族裔文学研究应该包括欧美各国的族裔文学,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研究中其实主要还是指美国的族裔文学研究。而在美国族裔文学研究中,又以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和华裔文学研究为主,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王家湘的《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2006)、刘洪一的《走向文化诗学: 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2)等。
  
  这一时期中值得提及的还有女性主义文学研究。2000年后,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进入发展期,文章数量大幅增多,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也出现了可喜变化,但基本还是滞留于对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的梳理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很少有构建自己批评话语和理念的尝试。
  
  综上所述,几乎重新起步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架构都已建构了起来。但毋庸讳言,在文科学术体系里,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尚处于一个较弱势地位。我们的学者有能力“学着说”、“跟着说”,却没能力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6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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