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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破俗”

作者:中国海洋大学 张 治

 
  我们之所以有“钱锺书瞧得起谁”的印象,也许就是因为他不想进入这个成人化的俗世,只会像个顽皮的孩子看着每个人。
 
像个顽皮的孩子
 
  短篇小说《猫》中,斜眼的批评家傅聚卿把诗人蒲伯所言擅长“睨视”(leer)和“藐视”(sneer)的“批眼”(the critic eye)引为同道,从此文章也都“字里行间包含着藐视”。美国汉学家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对此有非常好玩儿的解释,他说作者钱锺书用“批眼”两字,显然是取“屁眼”的谐音,以双关语获得一种极度的戏谑效果。这让我想起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里提到,他们的女儿钱瑗曾被顽皮的父亲要求临摹一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这画出自爱德华·福克斯的《风化史》插图,可以在《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2册中找到,时间在1961年元旦。
 
  钱锺书与其他很多级别地位等同的学者之不同处,可能就在于他心性里面存在着一个隐藏不住、随时可能会蹦出来的顽童。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因童年情感挫折而导致成年后间歇性的行为退行。汪荣祖的《槐聚心史》一书从心理学的视角对钱锺书的自我进行多方面剖析,其中谈到了他小时候因过继给大伯而缺乏生父母的关照,殊少生活上的训练,成年后面对社会人群多怀怯懦防卫之心,于是在家庭环境里建立了一个依赖妻女情感之补偿的世界。这么说应是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不过汪先生下文又以淡泊明志的心怀来判断钱锺书自我价值观的取向,提到他经历浩劫,体察人性之弱点,从此自居“山野闲人”云云,似乎还没说透。在我看来,对“我们仨”的高度情感认同,沉溺于读书抄书里的自我“抒解”,与政治上毫无志趣的表现,其实都是一种心理上不够成人化的反映。我们之所以有“钱锺书瞧得起谁”的印象,也许就是因为他不想进入这个成人化的俗世,只会像个顽皮的孩子看着每个人。
 
“鄙俗”而“工”
 
  1933年,钱锺书发表了一篇随笔《论俗气》,里面说,被批评为“俗”者有两个意义,一是“量的过度”,二是“他认为这桩东西能感动的人数超过他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
 
  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有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是卡莱尔(Carlyle)所谓“不要崇拜大多数”(don't worship the majority)的“大多数”,是易卜生(Ibsen)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a majority is always wrong)“大多数”。
 
  二十岁出头的人挑明了要和世俗里的“大多数”对着干,任个人而排众数,倒是合乎五四后青年一代的“易卜生主义”精神。只不过钱锺书不算是读《新青年》长大的,他被父亲吊打一顿从此发愤读正经书(指的是《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之前,小时候迷的是《水浒》《西游》《说唐》《济公传》,中学假期里看《小说世界》(前期)、《红玫瑰》《紫罗兰》这些通俗小说杂志。这里面也有一个“俗”,却是他从不厌倦的趣味和文化。
 
  当然,钱锺书也并非一味喜爱“通俗”,《管锥编》“《全后魏文》卷五四”一则说:
 
  夫俳谐之文,每以“鄙俗”逞能,噱笑策勋;《魏书·胡叟传》称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盖“鄙俗”亦判“工”拙优劣也。“鄙俗”而“工”,亦可嘉尚。
 
  可知“鄙俗”之文也有高下之分,技痒之时,也难免要在这方面逞才气、出头地。哪怕是“鄙俗”里面最等而下者,也想要随手拈来做文章。《围城》这部精心结构的小说就“充斥着胆汁、呕吐物和粘液”(史景迁语),《容安馆札记》里也没少讨论经史诗文戏曲小说里关于放屁、手淫、鼻涕、口臭、排泄物、丑陋女性、病态畸形、蛆虫怪物等等“丑的历史”。翻阅钱锺书读明清小说的笔记,看他抱着孔乙己“茴字有几种写法”的乐趣,拿生殖器的几个字眼变化出各种异体,令人想到这种对于语言禁忌上的故意触犯,就是七八岁儿童的常见行为。
 
  这种有些近乎恶俗的“俗”,并不是钱锺书年轻时批评的那个“俗”。前者,我们可以看成是读书多了,于是察见的人性本真面目,直言不讳且讲求“鄙俗”而“工”,反倒是不俗了。真正的“俗”,是虚伪矫饰,缺乏赤子之心,是《皇帝的新衣》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大多数臣民——之所以要装扮成一个样子来掩饰真相,恰恰是他们的后天规训造成的,即认为我自己所见所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整个群体的认同和习俗规训的遵守。而这正是与怀着顽童之心的钱锺书格格不入的。
 
“语语求其破俗”
 
  他谈诗论艺,常讥嘲“俗手”“俗子”,鄙薄“俗见”“俗说”,独具心眼地留意“违时抗俗”之学者,对之加以表彰。即便如不易免俗的袁子才,也能指出此公本是讲求“学力成熟”的,但是这方面往往被人忽略,才造成空谈性灵的不好影响,真相其实在于“性之不灵,何贵直写”。《谈艺录》八六则,讨论到袁枚与章学诚之相通处,言乾嘉考据之学兴盛时,二人皆“特立独行,未甘比附风会,为当世之显学”,故虽一主性灵为诗,一主识力为学,却是“所学不同,而所不学同”。不趋附“当世之显学”,也是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钱锺书的立身原则。大家会想到他晚年致友人书信里传下的一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朝市”就是“名利场”,他指导杨必翻译萨克雷的Vanity Fair,即用此名称,典出《镜花缘》第十六回:“世上名利场中,原是一座迷魂阵”(《中文笔记》16:174,此三字下加圈)。
 
  名利场上的显学啊!这在今天是多么刺耳扎心的字眼。傅雷书信中谓钱锺书指导杨绛翻译,有“语语求其破俗”之说。这个俗不是“世俗”“风俗”“俚俗”“鄙俗”,而是作为“显学”的“俗学”,也是“俗手”的意思。在我看来,无非在才、学、识上力求建树,尽自己能力去掉那些阻碍智慧和真知的“迷魂阵”,若进一步则可再求高层次的发挥。不管后来的外语专家们如何指斥甚或诋毁杨绛的翻译,我觉得有发挥处,基本做到了这样的“破俗”,这离不开钱锺书的指导。
 
  至于钱锺书怎么刻薄地批评那些“俗学”“俗手”,傅雷的书信里转述了不少,不必再谈。或者我们看过几篇《容安馆品藻录》,简直忍不住会想把开篇提到的那“批眼”的称呼送给这个词的发明者本人。但我们不要忘了钱锺书的本意,他也许就是顽童心理作祟,不弄出些“精致的玩笑”就无法消遣这喧闹而又乏味的人生。你尽可以用什么“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来抬升这种境界,我却只记得他多次引用陈师道的诗《寄黄元》:“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不期造访的客人前来“瓮中捉鳖”,记录了一些不太理解的话拿去乱说,该是多么讨厌。还是书本里去寻中西方的古人对谈吧,这有多么快乐!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9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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