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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作用和功能必须加以限定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王 宁

 
  在当今的国内外文学理论界,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兴趣和讨论的话题就是“后理论”。确实,面对当今文学理论的衰落和文学研究的低迷,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文学)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在当今时代依然兴盛,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也有人则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可能在当下再度兴盛。我本人作为一个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抱有乐观态度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始终对文学理论的现状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即使在文学理论失去轰动效应后也对之不感到失望,而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更是抱有信心。但是同时,面对文学理论在当下所面临的状态,我们又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些问题:究竟我们的文学理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界总是听到“理论死亡”的声音?文学理论的现状究竟如何?它在未来的前景又如何?如此等等。
 
一个没有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
 
  我本人曾为“后理论”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推进以及在中文语境中的发展发表过许多文章。当然,提出一个理论概念并非难事,粗粗浏览一下国内的学术期刊论文,我们便不难发现,光是近几年来在论文的题目中带有“后理论”字样的文章就不下数十篇。但是如何对这一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并使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进而并引起批评性的讨论,则并非几十篇文章所能完成。我在这篇短文中首先根据近年来国际文学理论界的最新进展对“后理论”这个概念进行进一步阐述,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提请我的国内外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文化理论的盛期确实已经过去,我们绝不可能指望一个曾经有过的理论大行其道的盛期再度出现。但我依然认为,在“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功能和作用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最近十多年里出现并风行于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国得到介绍和接受的“后人文主义”、“性别研究”以及“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等理论思潮,就表明了后理论的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形态及其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三种理论思潮,可以算作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三种后理论形态。它们都从德里达的后学教义中获取灵感,并逐步发展演变自成体系,共同形成了“后理论时代”的一道景观。
 
  那么什么是“后理论时代”呢?它与理论的“黄金时代”有何关系?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我认为,就文学/文化理论而言,当今时代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没有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但是各种理论思潮却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文学和文化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理论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它虽然无法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但它永远不会消亡,只是理论本身曾有过的“无边的”作用和不恰当的功能必须加以限定。
 
  在后理论时代,还有什么具有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理论思潮呢?本文只简略地描述当下三种受到各种后理论概念启发应运而生的新的理论思潮,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后理论”,是因为它们都受到德里达等人的后学理论教义的启迪和影响,或者由此滋生并发展出自己的体系。它们虽然目前主要风行于西方世界,或者更具体地说主要风行于英语世界,但却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了。
 
主要在于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
 
  所谓“后理论”,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意味着它也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是接着前面曾出现过的理论而“后”出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要表明自己与先前的理论的分野和区别,故曰“后理论”。后人文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形态。我们在探讨这一后理论形态之前,首先会想到它的前身人文主义。如果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学界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强调开始,人文主义在西方也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使得人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了质疑,以人作为思考和研究对象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也出现了危机。确实,在一个以后工业信息生产为主的时代,机器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达到了排挤人工的地步。面对各种机器的强有力挑战,人类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已经引起了当代理论家以及其他人文学者的关注。
 
  所谓后人文研究(posthuman studies,或译“后人类研究”)正是来自文学和文化理论界的一种反应,目前这种反应方兴未艾,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文主义呢?它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的终结?它与传统的人文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毫无疑问,后人文主义对过分张扬人类之作用的尝试起到了某种反拨作用,它认为人类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君临一切,也无法改变这一既定的生态格局。理论也是一样,作为人文学科各种学术话语之一种,其作用应是有限的,尤其是来自文学的理论,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而不能滥用于对所有社会现象的解释。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和预测。
 
更在于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受到后结构主义启迪的当代性别研究和性别理论也是后理论的一种十分有影响的形态。既然我们在一个后理论时代考察性别政治和身份问题,我们自然不可回避这两个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女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确实,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际之间的直接交流日益减少,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淡漠。不少女性,尤其是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女性和女性企业高管越来越陷入某种“自恋”的情境中,她们很少与男性交往,有些激进者甚至公开号召与男性对立,因而久而久之便淡漠了传统的“异性恋”,作为其后果的女同性恋和怪异现象便凸现出来,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文化理论界的关注。作为“后理论时代”的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论形态,性别研究便应运而生。它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家就是朱迪斯·巴特勒。巴特勒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消解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天然区别,认为性别更多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此外,性别更具有“操演性”,就像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一样。由于巴特勒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在欧美主流学者中有着很大的争议,因而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赞同她的观点。例如,美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猛烈批评巴特勒的那种将简单的事物变得复杂的文风时,就尖锐地指出,巴特勒的理论自最早提出以来,一直有着重复性,而且许多观点在过去的著述中就已经有人提过,因此她的理论并无新颖之处。当然这种全然否定巴特勒理论的新颖之处的偏激观点不无一定的文化政治意味,因而并未影响巴特勒本人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但在我看来,巴特勒的理论创新虽然并非全然新颖,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她至少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这一点应该得到认可。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巴特勒等人也像其他后理论家那样,要用复杂的语言来讨论简单的问题。因为巴特勒毕竟是一位擅长修辞和跨界写作的哲学家,尽管对她以及同辈理论家来说产生出全新的理论也许很难做到,但玩弄文字游戏则是作为比较文学和修辞学教授的巴特勒的拿手好戏。这一点也许正是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家的局限所在:与其前辈相比,她们确实大大地缺乏战斗性和挑战性,因为后理论本身的作用就不在批判性,而更在于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向袭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发起挑战
 
  近几年来,生态批评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转向:“动物转向”,即一些从事生态批评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发现,考察人类的生态环境不能忽视地球上另一些物种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因此关爱动物也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生态批评家的考察范围,他们的关注也得到后人文主义者的呼应。如前所述,后人文主义也和生态批评家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向袭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前者把人类的现在发展阶段定位为“后人类”,后者则直接试图消解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代之以“地球中心”或“自然生态中心”的理念。后人文主义者也和动物研究者与生态批评家一样,实际上想告诫人们,不要忽视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物链,一旦这个链子断了,人类就会遭遇到灭顶之灾。最近十多年里出现的风暴的频繁、草原的萎缩、部分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等现象就是一些不祥的预兆。对于自然和环境的危机状态,作家和人文学者是最为敏感的,他们试图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保护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被更多的人所忽视和误解。但是作家和人文学者的长期不断的呼吁终究会起到一些作用。既然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中不同的生命体,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理应是一种共存和共舞的关系,而不应该将自己当作君王,而把其他动物当成野兽。这就是目前兴盛于欧美的动物研究对早期的生态批评的一个超越。
 
  显然,在动物理论家看来,动物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它们伴随着我们人类生长,和人类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共同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因此作为人类,我们理应关爱其他物种,就像关爱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我想这就是德里达等动物研究理论家给我们的启示。
 
  《社会科学报》总第1641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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