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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体系应融入公共传播空间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黄仲山

 
超然于社会传播系统之外的学术
 
  一直以来,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坚持做所谓的“纯学术”,一种是做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时代,这两种倾向之间的裂痕被放大,传统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知名度上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两者做学问的路数也大相径庭。这其实也可以归结为学术价值观念的不同,学问精深未必就具有与其学术功底匹配的社会能见度和认知度,而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学者,其名气并非全然在于学问深浅。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每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同方式不同,客观上则是与学者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有关。
 
  学术研究自有一套话语,公众似乎很难介入和置评,因为对于有关专业知识欠缺的普通民众来说,阅读这些学术文章有很大的障碍,何况术业有专攻,很难跨领域形成有效的理解和交流。此外,学术界有一个关乎学者身家性命、声誉地位的学术评价体系,申课题、评职称、论资排座都离不开这个体系。
 
  事实上,学术圈之所以能够长期地超然于社会公共评价和传播系统之外,就是因为有这种自律性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撑。不少学者索性选择逃出公众视线之外,不愿沾染尘世间的烟火气,尤其是对大众传媒抱有十足的戒心。同时,如果学术共同体能够存在的话,那么维系这种共同体的关系也是脆弱的,这是因为在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观点和水平的判定存在很大的主观因素。最直白的是学者彼此间的态度,虽不至于形成割席而坐的尴尬场面,但偶尔青白眼还是有的。即便有些人不服不屑,却不影响学者在学界的地位,因为有著作等身,因为有颇具影响力的重磅文章奠定基础,在传统学术圈的闭环体系里,学者的身份地位似乎无需得到圈外的认可。
 
面对大众传媒,学界不应缺位
 
  然而,网络公共传播打破了学术圈的生态平衡,当下学者群体面对互联网风潮,有人迎立潮头,有人退守港湾,本来不过是各自的选择而已,然而,在网络时代,学术圈很难再回到以前清净自守的状态。许多学者对网络公共传播抱有复杂的心态,比如,网红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好词,学者被加上网红的帽子多半会不高兴,有的反应甚至颇为激烈。不少学者恪守传统的学术套路和规矩,爱惜羽毛,对网络的角色和力量充满警惕。
 
  按照麦克卢汉“媒介既讯息”的观点,网络传播对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改变不仅在于形式,也在于内容。便于网络传播、符合大众趣味、适于大众理解和接受的学术文章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相应地也必然会改变学术生产模式和学术评价机制。比如,之前有高校出台规定,将网上阅读量达“10万+”的网文视同核心期刊论文,引起很大争议。
 
  网络传播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催生了学术圈的浮躁情绪,助长了学术图名求利的倾向,或者借掌握话语权之机拨弄大众情绪,操纵舆论,制造社会乱象;而且学术研究的某些内容与公众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念存在错位,进入网络传播就会带来不确定的舆论风险,比如,学术观点允许存在某些争议空间,但经过网络媒体断章取义,常常在某些方面击穿公众的底线,将某些学者置于风口浪尖上,扰乱了学术研究的秩序;但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又极大便利了学术资源的互通,促进了学术观点的交流。比如,微信和论坛确实给学术文章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也大大增加了学术观点的传播范围。此外,学术圈通过公共网络传播还起到了净化的作用,近两年屡屡通过网络曝出的学术不端行为,足够引起学者的警醒。由此可见,通过进入公共视野,促进学术圈的自律与他律,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回过头来看,积极融入不意味着要放弃之前所坚守的一些东西,学术文章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不能以点击、点赞和转发量来衡量,而是考量所作的研究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创新,是否有学理性。无论任何时候,这些都是学术成果最核心的价值。
 
  “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这句话一直被学术界所推崇,既为“公器”,有这份担当,理应进入公共传播视野,为公众所知、所享,而不是关起门来,将学术变成少数人的游戏。因此,对于学界而言,面对大众传媒不应缺位、失语,应积极寻求融入公共传播空间的合适路径,体现学者风骨与公共道德、学术风气与社会风尚、学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拓展学术发展更大的空间和视野。
 
  《社会科学报》总第1642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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