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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本身就是一本大书”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号菊生)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从前清翰林到近代出版大家,在民族危难存亡之际,有识之士多方寻找富强民族之路时,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他的一生,与“书”息息相关。近日,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逝世六十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文史馆菊生堂联合主办了“《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座谈会”。该书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品系列之一。
 
  从翰林到出版家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元济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刑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被任为总理衙门章京。在戊戌变法时期,他也是维新人物之一,曾向光绪皇帝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奏折,主张改革官制,以适应维新运动之需要。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将他“革职”,永不叙用。1896年他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兴旺发达,立下汗马功劳。他见过孙中山先生,也与蒋介石有过交往。抗战期间,日本人曾想拉他出任伪职,他以“两国交战,兴理接谈”为由,将日本人拒之门外,在沪滨隐居数年。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贵人格受人尊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致信张元济先生,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开幕以前,毛主席还邀请他同游天坛,畅谈国事。
 
  张元济一生除了从事出版之外,曾较多地涉足于教育、文化、图书馆等事业,并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幼年间所受传统德育和祖先的教导为基础,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立下志向,求诸自身,从刻苦好学、严于律己出发,做到克己奉公、勤勉敬业,进而达到数典不忘祖、爱国于一生的境界。
 
  不变的纯儒
 
  “张元济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他做事、作学问、做人都是非常成功的,每一样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认为,在新时代研究张元济先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张元济敏锐把握时代的能力。他与同时代的康有为相比,结局很不一样。康有为比较急功近利,张元济看问题更远更深。比如他强调启蒙和教育的作用,所以他从出版优秀的读物抓起,相对于康有为的变法这是比较缓的,但是更有效。抗日战争时期,张元济用自己的方式,比如出版爱国主义书籍,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1949年以后,他正因为拥护新的政权,参加了新中国的一系列活动。他能够从晚清、北洋时期、民国时期直到解放以后每一步都走得好,就是由于他把握时代的能力。
 
  第二,在科学技术大变动时期超强的学习能力。张元济先生极其善于学习,他考上举人、进士的年龄比一般人早了八岁。他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外语,而当时学习外语是被人看不上的事情。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99年来上海访问张元济时曾记述:“到张菊生家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整套的Encyclopedia Britannica,四面墙上挂满了价格不菲的各种科学挂图。不是专家而能如此好学,令人颇有感触。”
 
  第三,变和不变的关系。在剧变的大时代,他有他自己不变的东西——道德品德。他在忠于国忠于民背后忠于事,这体现了他的君子之“诚”,做事做人表里如一。
 
  堪称独步
 
  《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一书是张元济嫡孙、上海文史馆馆员张人凤先生倾心研究的最新成果。张人凤馆员在收集其祖父的资料方面,数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高度评价他的研究“堪称独步”。他表示,即便是菊老的嫡孙,他的研究之道根本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的就是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孜孜以求。“人凤先生真正可以称得上克绍家风的。他在文献收集的完整性与史实考订的准确方面可谓无出其右,甚至超过专业研究者。”
 
  在张人凤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张元济研究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但是还有很大空间:一、资料的发掘还有待继续进行;二、研究的面还有待拓宽,比如他在教育、版本学等方面的思想和贡献,值得进一步挖掘;三、研究有待深化,如他的品格如何形成?和儒家文化有何关系?张元济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今天又如何看待这种价值观?等等。
 
  “他晚年有‘泉台仍盼好音传’的诗句,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应该是他最希望听到的‘好音’”。 (本报记者   方程)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0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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