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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葛兰西研究:从实践哲学转向政治哲学

  ◤近些年来,葛兰西研究在国内持续升温。从我国葛兰西研究的著作、论文以及会议的主题与内容中可以看出,新世纪葛兰西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从我国葛兰西研究的著作、论文以及会议的主题与内容中,可以看出新世纪葛兰西研究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其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实践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以下我将从几个方向来概述上述这一转向中的各个环节,以及代表学者的观点与研究情况。
 
  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即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及其基础理论仍是国内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在问题意识与研究内容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中主要观点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将传统实践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其政治哲学意蕴的领导权思想相结合。梁树发指出,以往的研究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缺乏总体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把它理解为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必须将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领导权思想和“阵地战”的战略纳入实践哲学体系。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胡爱玲,其著作《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知识分子: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解析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理论立场。这类专著的出现,预示了国内学界逐渐将研究重心,从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逐步转向了葛兰西思想的政治与政党理论。
 
  另一种观点则借助阿尔都塞的思想资源,拓展葛兰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借助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历史主义的批评,何萍指出,对葛兰西认识论维度中的“总问题”的研究,不仅摆脱了传统的葛兰西“唯心或唯物主义”之争的束缚,还实现了葛兰西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正是在阿尔都塞之后,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通过回应其批评,重建了葛兰西的文化哲学与政治哲学,形成了当代的新葛兰西主义。在这一思路下,阿尔都塞视域下的葛兰西主义研究依据不同的问题意识展开。就历史主义问题而言,有孙宜晓的《葛兰西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就意识形态问题而言,有王凤才的《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葛兰西领导权理论
 
  随着我国学者日益在研究范式上趋近于西方学术主流,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点近几年成为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重心,其中突出的代表学者包括海南师范大学孙民、北京师范大学周凡等人。孙民的《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是第一部系统地梳理了从葛兰西后学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再到“新葛兰西主义”者拉克劳、墨菲对这一理论不断发展的学术脉络的著作,探究了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原生、次生、再生逻辑的演进和主要理论内容。周凡的《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种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藏着解除“接合”(articulation)的外在限制的效力,而接合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种效力的直接后果;葛兰西把领导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另外,中央编译局孔明安则认为,齐泽克与巴特勒对拉克劳与墨菲围绕“领导权逻辑与现代康德主义”的争论,深化了传统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研究,并突出了现代政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经由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逐渐将论述重心转向政治哲学。
 
  国内学者对领导权概念的研究
 
  国内对领导权概念的研究最为全面的学者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潘西华,她以文化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关系为切入点,对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的理论渊源、现实背景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是借助于词源学考察,她对理解葛兰西思想至关重要的、富有争议性的核心词汇(“egemonia”和“organic intellectual”)的中文释义进行了辨析;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视阈内对葛兰西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主要涉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与列宁政治领导权、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领导;三是在实践方面,潘西华深入挖掘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党建思想的时代意蕴。她揭示了葛兰西在持续的“同意”中实现并巩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有效性”、在“运动的平衡”中建设有机政党等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文化建设、对于信息化时代党群关系处理的启示,彰显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时代价值。潘西华的研究成果也预示着,围绕领导权问题,带有中国语境与原创性的葛兰西理论应用型研究在近年的展开。此外,孙晶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横向比较,结合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理论,讨论了西方文化领导权及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等现实问题。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研究
 
  在文学理论方面,起源于英国的历史主义学派对我国文艺理论学界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之后历经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的洗礼,文艺理论学界很快将视角转向了对葛兰西及其后学的研究。目前来看,从文学理论视角出发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研究,其专著的数量超过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对同一课题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和磊的《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该书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核心,一方面集中而详细地阐述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如何影响文化研究的,另一方面分析了文化研究在运用葛兰西的理论的过程中,如何挪用甚至改造葛兰西的理论形象。此外,周兴杰的《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以“葛兰西文化思想研究”与“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为其问题意识,在澄清葛兰西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清理文化研究转向的轨迹并揭示其转向原因。在文化研究方面,康晓光、刘诗林与王瑾合著的《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独具特色,其侧重从葛兰西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
 
  葛兰西政治哲学研究日益升温
 
  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日益升温,以葛兰西为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日益得到重视。武汉大学李佃来指出,以葛兰西为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路,是英美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以外的第三条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这一进路回应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合法性”的质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内在关系的辨析。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新世纪对葛兰西政治哲学方向上的研究,最早的成果是田时纲先生2001年发表的《简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田时纲先生从国家问题入手,重新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他指出,葛兰西扩大了国家的外延——国家不仅是强制机关(即葛兰西意义上的政治社会),还是“教育”机关——市民社会,二者都被置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
 
  在著作方面,孙民的《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指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开辟了政治研究的新领域,使“政治”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凸显了政治领域的独立地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另外,仰海峰专著《实践哲学与霸权》突出了福特主义在葛兰西思想中的地位。仰海峰强调,正是福特主义造就了现代国家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特征,并使国家的控制与市民社会的建构联为一体,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与领导权的获得联为一体。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1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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