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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史记》:跑了半个多世纪的“马拉松”

作者:武汉大学 冯天瑜

  近代以来,民族学、民族史学研究有长足进展,中国诸少数民族的历史多已成篇,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却长期专史阙如。这大约是因为,人们往往下意识地以为,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既有中国史便无须作汉民族专史。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直至徐杰舜教授《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1985)和《汉民族发展史》(1992)问世,汉民族史书才得以发凡起例,开辟局面。徐君从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结构诸层面,作汉民族历史的完整述写。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中国民族学十年述评》称,徐杰舜的工作“标志着汉民族研究这一课题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开始。”此非虚誉也。
 
  令人感佩的是,徐君精进不已,自《汉民族发展史》之后,经二十余年磨砺,于2019年推出约500万字、9卷本的《汉民族史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汉族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部规制恢弘的新著有如下可观处。
 
  积跬步致千里的集成之作
 
  徐君自1962年萌生从事汉民族研究的志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作学术“长征”,成果迭现,而《汉民族史记》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升级版。徐君在该书的《总后记》中说:“《汉民族史记》不能是我过去所撰和所主编著作的简单相加,而应该吸纳新观点,补充新资料,进行新整合。”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充实《历史卷》,提炼《风俗卷》,新撰《族群卷》(上、下)、《文化卷》(上、下)和《海外移民卷》,从局部到整体,超越了过往的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徐君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本已对汉民族的族群作过初步的结构分析和特征表述,而《汉民族史记》的《族群卷》则呈现了更为精当的汉族族群图景。其《文化卷》,从文化底蕴、文化凝聚、文化定型、文化融汇、文化变古、文化重建、文化开新诸面相,更是勾勒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新意迭出。
 
  “积跬步”要有恒心与毅力,“集大成”更要有对学术积淀加以升华的智慧。徐君兼具上述,以五十余年之功“积跬步”,于七十古稀之后“集成”,推出《汉民族史记》,令人感佩。
 
  跨学科之法
 
  徐君1965年毕业于武汉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历史专业,在浙江武义县当中学教师二十年,1985年进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在武义县任教时,跨进民俗学,在考察“风物是秦余”的武义风俗后,写出《武义风俗志》,参加《金华风俗志》和《浙江风俗志》的编写。到广西民族大学后,又跨进民族学,先后撰写和主编《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中国民族史新编》《中国民族政策史鉴》等著作。此后更博采人类学英华:运用变迁理论写出《南乡春色》;运用族群理论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运用文化理论主编《汉族风俗史》。2008年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汉民族研究反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提出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运用人类学整体观,阐述“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运用人类学结构论,阐述“汉民族是有族群结构的”;运用人类学过程论,阐述“汉民族的人口之多不是一蹴而就的”;运用人类学凝聚论,阐述“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运用人类学调适论,阐述“政策的调适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进而概括汉民族“一大二杂三认同”的特征:因人口众多而“大”;因内部差异巨大而“杂”;因整合为一体而实现“认同”。
 
  徐君的《汉民族史记》则充分发挥跨学科之法,以历史、族群、文化、风俗和海外移民五个部分,立体地展示汉民族多样化的历史画卷。跨学科之法,可以说是徐君著作的不二法门。
 
  《史记》式结构
 
  《史记》能够成就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巨著,有赖于其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位一体”的结构模式。梁启超在论及太史公“历史之整个的观念”时说:“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徐君的《汉民族史记》追迹《史记》的结构方式,突破王朝述史的框架,按汉民族经历的丰富性、多样性部勒篇什,在比较舒展的框架内放手编写,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繁富的一个大民族树了碑、立了传,实属难能可贵。
 
  徐君把他的学术历程比喻成“马拉松”。这场研习汉民族史的“马拉松”跑了半个多世纪,堪称“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今天,终于到达了又一座高峰,这是值得载入学术史的事。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2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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