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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从文化自觉到学科自觉

作者: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钟 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引起了心理学界的热烈回应。早在2008年,第一届“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时就提出建设“迈向人民的心理学”。那么,心理学到底能为人民大众做些什么?
 
抚今:需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目前人类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需要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这或许是心理学在大变局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然而,当前心理学家最擅长的事情可能是如何开展基础研究,但在社会应用方面,似乎还鞭长莫及。马斯洛曾说,“我们现在的心理学……过分地强调技术,过分地强调方法”,“过分地强调我们的表达方式,而很忽略我们表达的内容”。我们需要思考,心理学的基本追求是什么,要研究什么问题,要怎么样研究,为什么要研究以及如何进行理论建构。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回顾心理学的初心。心理学建立之初,就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要构建一套关于人的知识体系,第二个是要用这一套知识体系来为人服务,让人们过得更好。回归初心,其实就是一种自觉。
 
  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提出“文化自觉”,说的是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文化、对其他文化有一些反思能力,还要对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以及恰当的实践。一个学科也可以有学科自觉,就是对本学科的认识、反思和批判。相信有学科自觉的学科,更会长盛不衰、生机勃勃。
 
  对于文化自觉,费先生曾提出十六个字的说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先生提倡的文化与文化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一个学科同样需要自我审视。心理学学科内部如果能有一种学科自觉,那么对于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追昔:心理学是舶来品
 
 
  纵览中国学术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原有的知识体系里并没有心理学的位置。准确地说,心理学是舶来品。真正的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这是亚洲的第一个心理学会。
 
  当前我国心理学看似繁荣热闹,但并不见得迎来发展的最好时期。让我们回看百年历史,看看当年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对心理学的关注。例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里面提出了三大建设,是他认为建国之后最重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三大建设有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心理建设,但他认为,在三大建设里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心理建设,否则其他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
 
  再看看近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极大的一些思想家、学问家,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蔡元培、赵元任、周作人、李济、胡适、傅斯年等。细数下来,其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学过心理学。包括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杨贤江等人也有心理学的教育背景。想一想现在,学者专家等群体中还有多少人是学过心理学的?
 
  那时就已经出现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家,包括像郭任远、陆志韦这样的大学者,他们写过一些心理学的中小学教材,积极投入心理学的普及工作,这种情况放在今天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回看心理学进入中国的百年历史,当前急需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亡羊:心理学所走的道路
 
 
  张耀翔先生是中华心理学会第一任的会长,他说过,最初在心理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除了心理学家之外,还有胡汉民、孙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以及邹韬奋等人。另外,我们前面还提到王国维、孙中山、鲁迅、朱光潜、梁漱溟、潘光旦等,都曾经和心理学产生过联系,林语堂、李宗吾等也写过跟心理学相关的著作。张先生形容“当时各界名流都参与到了心理学的活动当中来”。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界名流慢慢都离开了心理学。
 
  这或许同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关。我们可以设想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三条道路:第一,心理学是在中国孕育出来的;第二,心理学是西方舶来的;第三,心理学是由中西两种学术体系和文化体系融合而来的。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心理学走了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心理学所走的道路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自然科学化,另一个是学术分科。中国大陆的心理学经历了从西化到苏化,再到美国化的过程。当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心理学脱离哲学母体后走的都是一条自然科学的道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中国人在谈论事情时有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科学还是不科学。
 
  这样的发展道路有好处,也有问题。心理学是一门范围极其广阔的学科,横跨文理,但是自然科学的导向将其限制在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内。我不反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只是反对我们只走这一条路,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潘菽先生是中国心理学发展半个多世纪的领军人物,他在《近代心理学剖析》中对心理学的评论相当不客气:“目前的心理学有三大病症,一个是意识模糊,第二个是人兽不分,第三个是心身混淆。”拿这几条诊断来对照今天,似乎也并不过时。陈立先生则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的文章里,重点对当前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进行反思,他认为,只认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学院派心理学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很可能会将心理学引入缺乏意义、没有生机的境地。有些西方的心理学家也在反思心理学发展的问题,例如,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在一次大会报告中说:“心理学很少研究大问题,我们有各种回答小问题的高招,但是我们从来不费心去研究大问题,现在是该研究像善恶的本质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了。”
 
 
寻人:找到未来发展方向
 
  心理学能不能找对未来发展方向?在寻找方向时大家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也相信现在不一定能找到很好的答案。但是,假如大家都能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终有一天可以找到答案。
 
  心理学在说明自己的重要性时喜欢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我更希望心理学这样说时真的能重视人,能更好地解决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论证学科重要性时才想起人。中国文化很关注人,借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话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很人本的。中国的文化一直关注人的问题,自先秦以来、自孔子以来,我们不停地探讨各种各样与人相关的问题,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话题。我们可以把这个核心话题再请到或者引入今天的心理学当中。
 
  要寻找人,今天的中国心理学可以做下面这些事。
 
  知己。知己很重要,要知道可以做什么,什么做不了。扪心自问,心理学不能包打天下。我们要解决各种问题,尤其是要从根本意义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联合各个学科、联合各种力量,而不是只依靠自己。
 
  知彼。“彼”指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实际上,现实中的心理学不太关注这些对象。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不是能写出人民群众爱读的、科学的心理学书籍?千万不要看不起人民群众。心理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那就是根据“外行人”的经验,修正了“内行人”所制定出来的智力定义。人民群众很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心理学家有更多的智慧。
 
  普及。我们除了要知己、知彼,还要开展普及工作。假设我们认为某些心理学书籍不够科学,我们所要做的,不一定是去批评别人,而是要把我们认为最好的心理学展示给大家。在这个方面,我们做得不如前辈。我们的前辈们尽管是大专家,还会放下身段来为中小学生写教材。只有当别人了解你、接触你之后,他们才会有更多的同情、理解和亲近。
 
  提高。心理学需要提高,即从现在的境界提到更高的境界,要“顶天立地”。从心理学学科的角度看,“顶天”就是研究人性,“立地”则是迈向人民。现实中有很多问题值得心理学去研究,比如幸福、尊严、自由和公正等问题,还有家园感、安全感、满足感、获得感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我们需要埋头拉车,也应该抬头看路。抬头看路就是文化自觉,就是学科自觉。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看学科从业者能不能思考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而提升学科的境界。我们还可以借用马斯洛的话:“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相信进行学科反思之后,我们会更加容纳多样性,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心胸会更加开阔,天地也会更加宽阔。心理学关切了人民,人民就一定会关切心理学。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3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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