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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需理性反思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王 焱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上万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奔赴湖北,在此举国抗疫之际,各种文学书写扑面而来。对此,作者认为,在书写之前,一定要反思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伤害了人们的生命。
 
  《感谢你,冠状君》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当下中国正面临新冠肺炎带来的巨大考验:数以百计的家庭在承受阴阳两隔的丧亲之痛,数以万计的家庭在遭受恶性疾病的折磨,数以亿计的家庭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慌和行为限制、蒙受从天而降的经济损失。在举国抗疫之时,一首《感谢你,冠状君》的诗歌却横空出世,以九行排比句式对造成这次灾难的病毒表达了排山倒海的感谢。“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人性的善良没有变!……我要大声地感谢你,冠状君,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配合’!我要大声地感谢你,冠状君,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奉献’!”
 
  写这首诗歌的诗人被一些愤怒的读者冠以“新冠状诗人”的称谓,毒性不输“新冠状病毒”。何以愤怒?因为他所感激的,乃是带来深重灾难的。这让我不由地想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综合征,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人质之所以对劫持他的人心怀感激,是因为他们的生死被操控在劫持者的手里——本可以让他们死却让他们活了下来,于是将此视为劫持者对他们的恩宠。同样,“新冠状诗人”之所以感谢“冠状君”,是因为“冠状君”竟然留下那么多的幸存者,而最重要的是,还让那么多的幸存者演绎了那么多正能量的故事。一言以蔽之,是骨子里的奴性让被害者对施害者产生了感激。于是,举国之痛,在这位诗人的诗中彻底隐匿,却又以一种话语狂欢的面貌出现,作为对某种空洞的正能量的歌颂。
 
  所罗门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公共灾难中,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歌颂粉墨登场。2008年6月6日,某报曾刊发《江城子》——一首以地震遇难者口吻书写的颂歌:“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当时,这首谄媚之作所引发的文学伦理反思闹到了沸反盈天的地步。在词作者看来,只要能达到歌颂的目的,几万人在灾难中殒命在所不惜,这种文学伦理观是对人性底线的失守。2015年6月1日长江船难事件,某报发表文章歌颂参与搜救的潜水员,标题为《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该文同样引发尖锐批评:灾难的残酷性让位于救灾的煽情性和娱乐性,显示出歌颂的浮夸与轻佻。
 
  这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看到黑格尔说过的这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平心而论,经过评论界不遗余力的启蒙和批评,歌颂体的作者显然汲取了一些教训,歌颂体文学对人类良知的冒犯性正在降低。从《江城子》到《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再到《我要感谢你,冠状君》,从反人类性到娱乐性再到奴性,可以看到歌颂体作者们的心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敬畏和禁区。但遗憾的是,关于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不明白该怎样表达感谢和歌颂的仍大有人在。
 
  切记“生命至上”法则
 
  歌颂什么,应切记“生命至上”法则。在公共灾难中,歌颂的对象一定是那些拯救生命、维护生命的人或事物。因此,那些挺身而出冒死救治的医护人员,那些在前线奋战、枕戈待旦的公职人员和武警官兵,那些提出预警、研发药物、提供救助的专业人士,那些奉献爱心、坚守岗位的普通群众,都是应该被真诚歌颂的。
 
  如若违背了“生命至上”的法则,不管是什么理由,请不要歌颂。故而,让几万人的生命陷入危难的“新冠状病毒”,请不要感激它;没有以生命为上而以私利为上的人,请不要歌颂他。《江城子》中,我们听不到遇难者告别人世的哀嚎,却传来歌功颂德的虚假欢歌,“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更是对“生命至上”原则的无底线挑衅,是对遇难者亡灵的残忍愚弄,如此的歌颂令人发指。
 
  再举个例子,据2011年某报报道,广州消防战士姚携炜为救跳轨者而英勇牺牲,多个部门登门慰问其家人,一名政府官员递上慰问金,握着姚携炜父亲的手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姚携炜的父亲当场愣住了。姚父正在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以复加的丧子悲恸,却被恭喜。“恭喜”二字虽然是想表达对烈士的歌颂,但因缺乏对生命逝去的悲悯,因而显得不近人情。
 
  建立在悲悯和反思的基础之上
 
  在《鼠疫》中,加缪赞颂了那些反抗荒诞、坚持真理和正义、保持沉静和谦让的勇者。在《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也以一种悲怆的方式赞颂了承担苦难的勇气。可见,灾难背后,除了痛和恶,还有爱和善。而且,天空越是黑暗,越是能让人看到人性所闪耀出的熠熠生辉的光芒。对于这些光芒,应该去歌颂,去传播,以激发和鼓舞更多的人绽放光芒,化悲痛为力量。因此,歌颂是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中趋近真善美的合理表达方式。但歌颂不是煽情的美化、盲目的乐观和虚假的谄媚,应建立在悲悯和反思的基础之上。
 
  悲悯意味着心怀同理心,遵从“最小伤害”原则。公共灾难,尤其是重大公共灾难发生时,很多的家庭正在承受哀痛,此时不宜以话语狂欢的方式进行歌颂。在一个文明社会,扶助弱者、同舟共济、同情同悲是一种美德,“灾民或余悲,他人正欢歌”是一种冷漠,尤其当这种欢歌进入公共的舞台上展示时,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残酷的参照。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要避免“灾难美学”,避免对灾难的阴霾进行美化,避免“抽象的歌颂,具体的冷漠”,要对受难者的个体苦难心怀悲悯。而这种悲悯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表演式的煽情。
 
  《人民日报》公众号近期分别推送了名为《脸》和《手》的两篇文章,文字叙述较少,也很克制,更多地是通过一张张令人疼惜的图片向白衣天使致敬: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后,脸上布满勒痕,手上长满红斑,但他们贴上创可贴继续冲锋陷阵。文章让我们明白,逆行者们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双膝颤抖却依然前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歌颂背后真诚的悲悯打动了无数网友,推送被网友争相转发。
 
  前段时间,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赞了武汉,也称赞了中国:“一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他说这番话时,几度哽咽,眼里闪着泪光,因为他心怀悲悯,深深懂得疫情播报的每个数字,都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一具具正在受苦的肉身,一个个焦灼难安的家庭;他对这座城市的人们和关心着这座城市的人们为这场灾难承担了什么、奉献了什么感同身受。也正因为此,他对武汉的称赞感动了中国。
 
  因此,在公共灾难万家哀伤的凝重气氛中,歌颂一定要保持清醒与冷静,避免陷入一种盲目的激情和天真的乐观当中。而要做到清醒与冷静的上佳方法就是反思。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反思对于灾难中的歌颂有多重要?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被什么东西割伤了,我们当然要包扎伤口,感谢帮我们包扎伤口的人,庆幸自己战胜了伤痛;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思考自己到底是被什么割伤的,为什么会被割伤,从而远离伤害我们的东西,以免自己再度被割伤。可见,如果没有反思这个环节,我们会很容易陷入“割伤——包扎——歌颂——再割伤——再包扎——再歌颂——再再割伤”的死循环。所以面对公共灾难,我们在歌颂之前,一定要反思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伤害了人们的生命,以免把违背“生命至上”法则的人或事物,当作歌颂的对象,犯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从而纵容灾难的再度降临。
 
  此外,反思还有助于我们远离谄媚,远离歌颂的习惯性反射,明白谄媚对于歌颂而言,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公共灾难沧海横流的悲鸣中,在英雄本色的衬托下,谄媚越发显得浮夸、虚伪、价值观错乱与人格渺小。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4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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