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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与“今生”:华人人类学的承前启后

作者: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主席 徐杰舜

  ◤有人说,华人人类学的时代结束了。华人人类学的时代真的终结了吗?这个叹息只见华人人类学的“前世”,却未见华人人类学承前启后的“今生”。正是“今生”的华人人类学学者,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世界。
 
  什么是华人人类学
 
  2018年10月9日,乔健先生安然去世。有人说,华人人类学的时代结束了。此言所出是因为,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2017年4月19日李亦园先生逝世。华人人类学的时代真的终结了吗?这个叹息只见华人人类学的“前世”,却未见华人人类学承前启后的“今生”。
 
  为什么要提出华人人类学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华人人类学概念则力图打破这种“边界”,基于地缘、血缘和学缘关系,将华人人类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以中国研究的视角审视前辈华人人类学家留给我们的“遗产”,把握当前人类学的发展态势和探索其未来“走向”。
 
  华人人类学包括在我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华人人类学学者群体,他们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学术讨论,形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华人研究华人世界的学术共同体。与西方人类学发端于为殖民主义服务不同,华人人类学的兴起秉承“强国富民”的学术情怀,在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将人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构成了国际人类学中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线。
 
  “前世”:底蕴与范式
 
  华人人类学的“前世”与西学东渐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想流派纷纷涌入中国。中国学者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人类学名著,而且运用引进的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文化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论著,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传世之作。这一代华人人类学学者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又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超越,既重视亲情,乡土观念浓厚,又具有民族精神,心怀天下,在学术追求、研究视野、基本范式、理论贡献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色。
 
  底蕴:家国情怀。20世纪初人类学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人类学的发展就与“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融合在一起。早期西方人类学在中国传播主要是通过古典进化论重新构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上溯中国古代文明,下达现实中国落后状况,以激励国人民族存亡意识,重塑民族自信心。
 
  吴文藻先生是华人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人类学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研究现代民族,特别强调人类学为国家现实服务,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吴泽霖最为著名的“天平人生论”是家国情怀的直接表现。作为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传承并发扬了这种思想,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人类学要为“认识中国”“改革中国”服务。“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费孝通的这首诗既是对自己人生理想和学术态度的真实写照,也是华人人类学学者为学的“初心”。李亦园先生也深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情怀,始终提倡“人类学要关心人类的未来”,展示华人人类学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
 
  这就是华人人类学的人文底蕴。
 
  范式:社区研究。受吴文藻“社区研究”范式的影响,华人学者对村落社区进行了系统研究。社区研究成为“前世”华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祖荫下》、林耀华的《金翼》等著作。中国人类学史上出现了“江村”“台头”“义序”“西镇”等具有国际影响的田野工作地点。这标志着以村落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范式的形成。这就是华人人类学的学术范式。
 
  20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随着华人人类学的兴起,涌现出了吴文藻、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梁钊韬、张光直、岑家梧、杨成志等一批仰俯天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类学大师,并以并行者的姿态与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因此,从某种角度说,随着费孝通、李亦园和乔健这几位先生的仙逝,华人人类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结束的只是华人人类学的“前世”,而华人人类学的“今生”早已开始。
 
  “今生”:国际视野与跨学科
 
  20世纪中期的华人人类学,在台湾地区,以王明珂、庄英章等为代表;在香港地区,以吴燕和、陈志明等为代表;在海外,以萧凤霞、王树民等为代表,承继了华人人类学的传统,形成了一道华人人类学独特的风景线。改革开放后,随着人类学在大陆的重建,海外、港台地区与大陆的人类学再次汇聚,从而开启了华人人类学的“今生”。那么,华人人类学的“今生”有什么鲜明特点?
 
  学者:具有国际视野。“今生”的华人人类学学者大多具有留学和访学经历。大陆留学的“海归”以景军、王铭铭、范可、潘天舒为代表;大陆海外访学的以周大鸣、王建民、高丙中、麻国庆、赵旭东为代表;台湾地区的以王明珂、黄应贵、潘英海、简美玲为代表;香港地区的以陈志明、张兆和、张展鸿为代表;海外的以萧凤霞、阎云翔、项飚、周敏为代表。这些人类学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都受过国际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训练,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与国际人类学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故而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景军引入医学人类学,王明珂研究历史人类学,周大鸣开都市人类学之滥觞,陈志明致力于海外华人研究,阎云翔把村民引入了“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的学术研究之中,等等。
 
  此外,在国际学术视野的观照下,以超越社会研究范式的区域研究在华人人类学界中方兴未艾,例如石硕、袁晓文的“藏彝走廊研究”,周大鸣、李晓明的“南岭走廊研究”,杨志强的“苗疆走廊研究”,麻国庆的“环南中国海研究”,周永明的“路学研究”,田阡的“流域研究”等众多热门研究领域,都体现出华人人类学学者对区域研究范式的探索与创新。
 
  正是这些“今生”的华人人类学学者,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世界。
 
  学科:跨学科牵手。21世纪以来,华人人类学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在跨学科互动中,牵手各相关学科,一时间,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风起云涌,大大推动了华人人类学的发展。
 
  如前已述及的景军领军的医学人类学、周大鸣领军的都市人类学即属跨学科之列,此外还有金力、李辉、王传超为代表的分子人类学;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色音、金泽、陈进国为代表的宗教人类学;彭兆荣、孙九霞、杨慧为代表的旅游人类学;吴大华、徐晓光、谢晖为代表的法律人类学;庄孔韶、邓启耀、朱靖江为代表的影视人类学;范可、董建辉为代表的政治人类学;滕星、袁同凯为代表的教育人类学;陈志明、张展鸿为代表的饮食人类学;石奕龙、陈刚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方李莉、王建民、郑元者为代表的艺术人类学;邓晓华、纳日碧力戈为代表的语言人类学;尹绍亭、杨庭硕为代表的生态人类学;陈庆德、施琳为代表的经济人类学;王杰、覃德清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田广、张继焦为代表的工商人类学;等等。正是这些“今生”的华人人类学学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世界。
 
  华人人类学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华人人类学的承前启后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一,千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海外移民运动,从东渡日本到下南洋,从下南洋到漂洋四海,这构成了华人华侨世界,也形成了华人人类学学者的多元态势。在这种态势下,华人人类学将长期存在于人类学之林。
 
  其二,华人人类学将以更广阔的胸怀拥抱世界。新时代,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需要认识中国,中国需要认识世界,这为华人人类学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学术舞台。
 
  其三,华人人类学将以更优秀的成果贡献世界。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华人人类学学者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华人人类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从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以更优秀的成果贡献世界。
 
  早在2002年,费孝通在《致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贺信》中说:“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成了我们的学科必须细致思考的问题。而这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假如我们的学科,要对21世纪的进程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它就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学科基础。在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学科里,这样的基础显然还需要我们去打造,而我们同时却又需要为建造‘和而不同’的世界做贡献。学科发展时间与历史发展时间的‘脱轨’,必然会使我们觉得措手不及。但是,这也许就是新的世纪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科的新挑战。”因此,拥抱世界与贡献世界,就是华人人类学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4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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