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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

作者:湘潭大学 宋德发

  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自然也是人学。但很难看得见“人”,恰恰是当今文学研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尤其在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
 
  成果众多却上不好一堂外国文学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是外国文学老师。他们兼具“学者”和“老师”两个身份,“老师”的身份无疑优先于“学者”的身份,因此,外国文学老师做研究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当老师。
 
  童庆炳先生认为,大学老师一定要做研究,但要做到研究对象和教学对象基本保持一致,如果研究和教学脱节了,就违背了大学老师做研究的本义。童先生本人就是教什么就研究什么,他的成果很容易引起师生的共鸣。但当前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对象和教学对象的脱节。老师平时的教学是以经典文学为范围的,这意味着他们更多以阐释经典、传承经典为职责,而不是像专职研究人员那样以发现经典、建构经典为目标。遗憾的是,高校外国文学老师似乎遗忘了教师的身份和职责,在日常研究中,纷纷以“填补空白”“开拓新空间”“在学界留下英名”“成为某个领域不可绕过的人物”等为职业最高追求,这导致其研究对象越来越特别,越来越新奇,越来越冷僻,乃至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文学纷纷被纳入研究范围,只因为具有“新意”。
 
  这些年,作为日常教学重点的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越来越受到“主流学界”的冷落甚至歧视,相关的研究论文很难发表,相关的研究课题很难立项。反倒是非经典的文学,如“当代英国气候变化诗歌”“美国非裔女性作家”“美国非裔存在小说”“巴西‘30一代’左翼作家”“当代苏格兰戏剧”“当代新加坡英语文学”“南非英语文学”“列斯科夫”“万比洛夫”“阿里克”“玛丽安·摩尔”等日渐成为学界“宠儿”。童庆炳先生所担心的“教学搞一套,研究搞另一套”的现象在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普遍了,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一些研究成果众多的学者却上不好一堂外国文学课。
 
  不仅如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角度也渐渐脱离日常教学,变成了研究者个人脱离现实的思想游戏和文字游戏,即研究者忘记了“文学是人学”的初衷,忘记了教外国文学是为了塑造学习者生命品格的初心,纷纷漠视作品丰富的人学内涵,转而套用未经消化的西方文论,费尽力气去探索“视觉现象”“空间书写”“文本图像”“风景思想”等“令人耳目一新”却又远离生活和生命的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既无法打动课堂外的读者,也无法打动课堂上的听众。反倒是那些“圈外人士”出于无功利的喜爱,凭借敏锐的文学洞察力和超强的文字表现力,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出了令人“怦然心动”的解读,如残雪的《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毕飞宇的《小说课》、邓晓芒的《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
 
  遵循“文学研究也是人学”的基本规律 
 
  怎样的研究才算看得见“人”?怎样的著作因为看得见“人”而能赢得读者的认可和共鸣?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王诺先生的《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曾艳兵先生的《卡夫卡研究》、蒋承勇先生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都属于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这些著作均以“教学大纲”中的经典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文学是人学”为指导思想,用明白、晓畅和风铃般的文字,对文学中的“人学内涵”作出了充满生命气息和生活气息的阐释和品读。这些著作从头到尾看不到任何时髦、前卫、奇异、抽象和空洞的理论术语和概念,却能让读者清晰、愉悦地感受到他们用学术的风花雪月烹饪出人间的酸甜苦辣,阅读的过程自然也就是不断获得人生启迪和美学享受的过程。
 
  做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前提自然是回归“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常识,遵循“文学研究也是人学”的基本规律。在这个前提之下,至少还得做好三件事情。
 
  在研究立场上,回归和尊重外国文学老师的身份。外国文学老师选择“老师”作为第一职业身份,意味着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就不再迷信创新,青睐非经典文学,而是更重视传承,偏爱经典文学。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研究经典文学远不如研究非经典文学那样容易适应主流评价体制,但从教学的角度看,研究非经典文学肯定不如研究经典文学更直接有效。
 
  在指导思想上,真正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据张楚廷先生的统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一般意义的“人”字就多达2千个,具体意义和一些特定意义的“人”字则出现了4千次以上。仅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这一篇14页约1万字的文章中,“人”字就出现了200次以上,“人”字出现频率之高让它成为一篇关于“人”论的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人”字更是出现了600次。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核心就是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不再被异化。如果某些现存研究中让人看不到“人”,最好不要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在“考证”和“论证”之外,增加“悟证”的分量。文学研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如果搞得太科学了,可能恰恰就是不科学的。文学研究如果只有翔实的“考证”和严密的“论证”,却没有空灵的“悟证”,依然不能算高层次的文学研究。它应该是“狂而不野”的,“不野”是指有“科学性”,“狂”是指有“文学性”,当下的外国文学研究则是科学性有余、文学性不足。曾艳兵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卡夫卡,也就是研究我们自己。”推而广之,研究外国文学,就是研究我们自己。但由于“悟证”的缺少,当今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很难看见“自己”。因为看不见“自己”,所以也就看不见文学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的息息相通。“悟证”不是依靠对各种方法和理论的娴熟运用,而是依靠研究者综合的素养,包括阅读经历、人生阅历、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表达,以及真切、独特的生命感悟。
 
  《社会科学报》总第1706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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