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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教育·教科书

作者:邯郸学院特殊教育学院 李彦群

  今春,新冠疫情肆虐,这是一场不见硝烟但又非常惨烈的战役。这次灾难逼迫我们认真思考该如何开展传染病防治教育。
 
  战争年代,教科书在抗“疫” 
 
  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我国农村地区传染病流行,导致大批民众死亡。当时的农村卫生条件极差,面临着流感、沙眼、麻疹、风疹、疟疾、痢疾等传染病的威胁,加上文盲众多,传播传染病防治知识的难度极大。读者最多、流传最广的教科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当时,发病最多、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是疟疾。晋察冀边区编写的“初小国语”教科书提出了注意事项,“喝了生水或吃了苍蝇爬过的东西,很容易得这种病。得了这种病,不要吃硬东西,多喝白开水。睡觉时,注意把肚子盖得暖暖的。大便后,用灰土盖好,不要叫苍蝇爬,更不要在河边井旁大便,免得传染别人”。
 
  针对沙眼、麻疹等传染病,晋察冀边区编辑的“初小国语”系列教科书指出,“不和害眼病的人一同洗脸”。晋冀鲁豫边区编辑的“国语常识合编”系列教科书则提醒人们,麻疹“常从病人的鼻涕、吐痰里传染给别人”,“小孩子最容易得”。针对这些传染病,“如果当地有传染病发生,要赶快和病人隔开;病人用过的东西,都要烧掉”。此外,“注意空气流通和消毒”“常喝开水”“常打预防针”“清洁街道”“不随处大小便”等,都是根据地教科书谆谆教导的内容。
 
  教科书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个时代的社会冷暖。解放区的天除了“晴朗的天”所构建的浪漫回忆和想象以外,也有疾病和困难。但,教科书没有失语,没有缺席,它始终在那里,温和地讲述着最为普通却最为有效的道理。
 
  抗击传染病,教科书能做什么? 
 
  新世纪以来,短短20年间,我国便经历了两次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在巨大的疫情面前,生命的脆弱不断敲击着人们内心最柔弱的部位。其实,教科书仍然在场,只是它的声音太过弱小,被淹没在知识教育和教育改革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中,预防传染病的知识被设置在“体育与健康”中。小学阶段辟有专章“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指出呼吸道疾病可以通过飞沫、飞沫核、尘埃以及患者的衣物等途径传染。教科书讲述的预防方法也不外乎饭前便后洗手、避免接触病人、保持个人卫生、经常开窗通风、提高免疫力等,与本次疫情期间权威机构提示民众的防治方法类似。初中阶段,教科书提到戴口罩的方法,“口罩不能双面戴”,打喷嚏或者咳嗽时应用纸巾掩面,不与他人共用毛巾和生活用品,倡导分餐制,等等。
 
  和平年代的防“疫”,教科书仍然在场 
 
  费孝通先生说,“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教育,应该让我们规避前人所犯的错误。
 
  强化基础知识的学习,应提高教科书中传染病内容的比例。本次疫情的高峰已经过去,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种亡羊补牢式的思考:该如何提高传染病防治教育的效果?根据地时期,教科书在“国语”这种重要学科中,有大量的篇幅直面回应现实关注,教导儿童如何应对传染病。而如今,如何应对传染病的知识被安置在“体育与健康”中,篇幅也大量缩小。与根据地时期的教科书相比,今天基础教育阶段对传染病知识的传播力度显然不够。
 
  构建制度保障,应加大对传染病防治知识的考核力度。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现状是,如果一个知识点不是考试考核的内容,教师没有教的动力,学生没有学的动力,相关的知识就成了摆设。不妨通过制度,规定传染病防治知识在考试中所占比例。中高考改革正在大力推进,教育界都在强调对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育,此次疫情之后,应借助这个时机,如体育课程一样,把传染病防治纳入考试环节,把培育科学防治的知识纳入视野,这将会是极有效果的。
 
  提倡百家争鸣,教科书应呈现传染病防治知识中的不同观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食补所产生的“文化投影”直接影响了众多人的饮食选择。一些读物也迎合了这种心理。如儿童读物《动物小百科》声称,“果子狸全身都是宝,它们的肉可以吃,是我国的稀有‘山珍’”。那么,野生动物到底能不能吃?面对有争议的或者不确定的观点,教科书不应只提供一种解释,我们的教育应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在教科书呈现的不同知识中,使学生学会从不同声音中找到正确的那一个。
 
  传染病从来没有远离人类。人类不是永远的索取者,一旦超过限度,大自然的报复将会给人类以迎头痛击。此外,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让科学走入人的内心,让反科学不再笼罩人的生活,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文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晋冀鲁豫边区教科书的传承、保护及现实启示”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17DD002。)
 
  《社会科学报》总第1706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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