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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新时代译出实践的翻译理论

作者:扬州大学教授 周领顺

     ◤改革开放以来,译学界从翻译有无理论之争到翻译有理论且理论多元的共识,再到构建翻译跨学科理论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原创性翻译理论的不足,因此需要加强对译出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层次化 
 
  “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研究”这一课题名称至少包含“中国翻译理论”和“构建”两大部分。就“中国翻译理论”而言,在表述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的层次:“中国翻译理论”是中国人创造的翻译理论吗?二是滋养源的层次:“中国翻译理论”是吸收中国文化营养而创造的翻译理论吗?三是工具性的层次:“中国翻译理论”是要解决中国问题的翻译理论吗?至于“构建”,正如中国社科院院长谢伏瞻所指出的,“不是恢复重建,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繁荣发展的已有成就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翻译理论”在传统上主要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等称谓。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我国译学界在西方翻译理论大量涌入时所用的“自信”称谓。然而,理论都要呈现体系化的特点,但传统上的这些“理论”多表现为经验式的零星总结,具有零散性、模糊性、顿悟性的特征,这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马会娟所说的,“传统上中西方译论研究都是译者经验式的总结,零散而不成系统”。《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王克非也指出,它们“不是一个学科的真正构建”。翻译家罗新璋总结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译学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呈现的只是中国传统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属于外部体系,并非在理论内部通过概念构建的内部逻辑系统,我们不可能拿一套外部体系用于具体译文的评析。
 
  在经历了各种质疑之后,译学界转向模糊的“中国传统译论”之说。说它模糊,是因为“论”既可以是成系统的“理论”(theory),也可以是零星的“论点”(viewpoint)。这既迎合了那些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是“理论”者,也满足了那些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是“论点”者,从而为各方接受。译学界公认的是,中国当代原创翻译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1987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两次全国性会议为标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蓝红军指出,它们“吹响了学科建设的集结号,标志着学科理论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就“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而言,“特色”要么指理论构建的滋养源,要么指工具性,偶尔也指研究的对象。任何理论都有得以构建的滋养源,至于工具性,有什么样的世界翻译问题,特别是我国的翻译问题是现有的理论解决不了的呢?因此,有必要根据具体的翻译现象构建针对性更强的翻译理论话语,比如马会娟就指出,“基于中国独特的民族史诗翻译进行的翻译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肯定迥异于西方翻译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进一步丰富世界史诗翻译研究。”至于研究对象的“特色”,不能因研究对象重要与否而蒙蔽了对理论本身的认识。不管翻译受重视的程度是高还是低,其特色都是值得研究的。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这一称谓中的“本土”本来只限于“当地的”“具有地方特征的”两层意思,但细究起来,仍然模糊。这一称谓是指构建者的身份、理论的滋养源,抑或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理论并不限于面对本土问题或者理论缺乏的“本土需求”。它们被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本土”与“西洋”的相对在无形中遏制了唯西方理论是瞻的研究风气。但“本土”的基本意义表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这一称谓总体呈现为中性。
 
  “中国翻译理论”这一表述除了涉及人的问题外,还包括滋养源是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工具性是解决问题的落脚点这样的含义。
 
  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构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译学界从翻译有无理论之争到翻译有理论且理论多元的共识,再到构建翻译跨学科理论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987年以来,中国学者构建的本土翻译理论有翻译思维学、翻译美学、文化翻译学、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翻译层次论、翻译美学、译介学、变译理论、玄翻译学、翻译心理学、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和合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翻译经济学、翻译伦理学、拓扑翻译学、共生翻译学、翻译社会学、大易翻译学等,可粗略地分为元理论、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王克非指出:“这些新论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结合本国国情,探索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科的构建与完善。”我们需要去芜存菁,去粗取精,构建新时代的译出理论体系。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构建大致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西方译论的早期译介和中国“翻译学”意识的初步觉醒,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西方译论的持续译介和中国“翻译学”的自我反思,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全面西化和翻译研究“中国学派”的觉醒。虽然基于中国传统译论、传统文化(包括哲学、美学等)的翻译理论构建持续深化,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和阐释至今还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理论构建。在翻译实践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认为:“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主要是‘外译中’,中国学术界的翻译实践并未留下多少‘中译外’的经验。”这也如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廖七一所总结的,迄今“对于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基于新时代译出现实的理论关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60年代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兴起、70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90年代的译者研究以及本世纪以来对翻译过程的探索都极大丰富了世界译学的宝库。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在其《翻译无国界》(Translation without Borders)一文中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愈加重要,将会极大丰富世界翻译理论的研究。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但蓝红军和翻译家许钧认为,“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话语多来自外国翻译理论,或是在外国翻译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我们自己原创性翻译理论的不足。”因此,许钧和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许多呼吁,“要加强‘译出’理论的探索与构建。主动的译出行为是我国新时期的一种翻译常态,是对时代需求、国家战略的积极回应。”《上海翻译》名誉主编方梦之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立足本土,建立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体系,自觉在学术研究中确立中国视角、彰显中国价值。”基于新时代译出实践目标的理论整合和理论体系构建,必须如复旦大学教授何刚强所言,“形成系统,推陈出新,使其转变为新时代中国翻译的基础理论,回答我国新的伟大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绕不过去的问题与难题,引导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更加满怀信心地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时代凸显研究主题,研究主题反映时代需求。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五四”时期着重于“外译中”,而新时代着重于“中译外”,这是翻译实践在我国的又一次繁荣,对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和文化传播的双重战略。
 
  我国有独特的译出现象和丰富的民族翻译实践活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文国认为:“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无世界性可言。而这一任务,同样不能仅仅靠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来完成。”但迄今为止,译学界对于“译出”尚未给出一个严谨的定义。笔者尝试将其定义为:“译出”是由原文所属地且译入语为非母语的译者为主导,以保真传播原文文化为目的,以求真翻译为形式,以目的语读者为受众的文化逆向翻译活动。“译出”场景涉及目的、形式和特定读者等核心元素,三个条件皆齐备者,方为典型的文化译出活动场。结合我国译出实践而整合和构建的翻译理论体系将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毕竟理论从本质上讲就是话语权。
 
  《社会科学报》总第1706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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