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思想·文史 > 列表

自由与尊严:精神的自我展开

2020-09-30  作者: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家琪

  ◤在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之际,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家琪教授围绕着黑格尔在中国的传播,顺带回忆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杨祖陶、陈修斋以及《守道1957》这本书有关的旧事。他认为,黑格尔哲学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概念从抽象达到具体。
 

WDCM上传图片

 
  当时的德意志“官方哲学家” 
 
  退休后的日子就是有计划地看电影和胡乱看书,也随意想些问题,大概就是所谓的“意识流”吧,反正不会限制在某个专门的题目上。静下来仔细想想,脑子里出现最多的一位哲学家竟还是黑格尔。
 
  黑格尔的履历很简单,1770年8月2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他和贝多芬、荷尔德林以及英国大诗人华茨华斯都是同一年出生的,比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小一岁。黑格尔在斯图加特读完小学、中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图宾根神学院,在那里结识了谢林与荷尔德林。从图宾根毕业后,黑格尔到瑞士的伯尔尼当家庭教师,然后经荷尔德林的推荐再到法兰克福继续当家庭教师,最后经谢林介绍,1801年,他来到了耶拿大学当一名编外讲师。期间他与在耶拿居住的房东之妻有了一个私生子,取名路德维希。在耶拿,他目睹了拿破仑进城,并完成了他的《精神现象学》。然后再经朋友介绍,黑格尔到纽伦堡去当了一名讲授哲学的中学校长,在此期间(1808-1816),出版了他的《逻辑学》。这时,他的哲学声誉已空前高涨,于是结婚(41岁)、生子,并于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任职,开始讲授他的《哲学全书》。在此期间,路德维希一直与他们全家生活在一起。这时的柏林大学也频频邀他前去,并一直为他保留一个空缺的教席。这样,1818年,他担任了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并被后人称为当时的德意志“官方哲学家”。1829年,成为柏林大学校长。在1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是黑格尔的哲学主宰着德国哲学。1831年,据说他死于霍乱。一列长长的送葬队伍将他与费希特安葬在一起。查尔斯·泰勒说,很少能有人如他这样死于其哲学影响力的极盛之时而非衰微之时。
 
  今年8月27日是黑格尔诞辰250周年纪念日,当时我正在昆明。经《社会科学报》的编辑一说,我就想到了张世英和杨祖陶这两位黑格尔专家,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表怀念。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影响力大概也是“盛久必衰,衰久必盛”。黑格尔的哲学随着现代性反思与对启蒙运动(特别是“平等”这一概念),还有对西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的重新思考,现在在理论上真应该再有一个黑格尔式的对“合”与“盛”的再认识。
 
  往事历历在目,围绕着黑格尔在中国的传播,顺带回忆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杨祖陶、陈修斋以及《守道1957》这本书有关的旧事。
 
  张世英先生的课让人冷静,把讨论留到课后;杨祖陶老师的课让人热血沸腾,有一种人在战场的感觉。我不知道“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是怎么能让人激动成那个样子的,反正我听课时总感到枪炮在耳,自己非得动起来不可。杨老师站在黑板的一角,一口“川普”(四川普通话),似乎在与你谈心,但不是静静地谈,而是把逻辑关系变成了掏心窝子的激动,他那么相信人的自主性、自制力,也就是人的知性能力,同时又如此明确地知道这种知性能力的有限,除过事物的属性外,对事物本身是无法了解的。有“事物本身”吗?除了红、香、软,能治病,是植物,象征爱情外,玫瑰花本身是什么?人本身是什么?国家本身是什么?“本身”是什么意思?植物、爱情有本身吗?总之,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有没有“物自体”(它只是一个概念,还是实在本身?)这个“本身”的存在?
 
  费希特断定概念本身只能出现在人的意识中,玫瑰花也好,植物、爱情也好,都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意识本身也就是自我本身。所以他鼓吹意识(自我)的活动、创造,当然是越活动、越创造,概念也就越多,世界也就越丰富。这一过程也就是意识(自我)设定自身与设定他物的过程,它所体现出的正是人生的欲望、冲动与努力。这里面所体现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自我设定自身和设定他物,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循环的关系:都是自我,只不过在自我自身与他物之间来回过渡而已。这是他所想解决的主体(自我)与客体(他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于是在康德那里不可知的“本身”(物自体)只不过就是意识的自身(自我)而已。这一点肯定影响到黑格尔关于循环或圆圈的观念。于是那种相对稳定的、作为出发点或基础的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天”就都化解为主(自我)客(他物)间的循环与圆圈。
 
  “自我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只是依靠想象力通过‘非我’才成为有意识的,才成为有限的自我、认识的实际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正由于无意识的想象力的活动,我们才感知对象,而且由于这种无意识性,我们才觉得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所以在费希特看来,我们在认识中似乎是在与对象打交道,实际上是在与自我的活动打交道。”(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第15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需要说明的就是:这本书虽然是1993年正式出版的,但杨老师在“后记”中说了,它依旧保持了“旧稿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作法”,突出了德国古典哲学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之间的矛盾。到谢林,既不讲康德的“物本身”(自在之物),也不讲费希特的“自我”,而是讲作为哲学的最高原则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主客、有意识与无意识、观念与实在的绝对同一。然后到黑格尔,再把谢林的“存在”变成人的“定在”(此在),讲“绝对同一”中的差异。于是实体成为主体,绝对精神从自身中异化出自己的客体——自然,然后又克服这种异化,征服客体,把自然“据为己有”,从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的绝对同一,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的是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的能动性。(同上,第193页)
 
  1983年的春天,就是在张世英、杨祖陶这两位同为西南联大同学(张世英1948年毕业,杨祖陶1950年毕业,当时都已回到北京大学)的教诲下,我慢慢进入了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我们其实并不太懂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我们当时最想了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说,所以附带地也就把黑格尔放在了一边。但后来,自己又慢慢回到了黑格尔,这一思想的经历说起来也是话长,里面既有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也有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哈贝马斯在好几个地方反复强调:“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51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他还说:“我觉得,我们的处境和黑格尔的第一代弟子并没有本质差别。当时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别无选择。”(《后形而上学思想》,第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无论怎样,面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后形而上学思想,我们还不得不再三再四地重新审读黑格尔的著作,并在自身的语境下重新经历一次从质的判断到反思的判断、必然的判断,再到概念的判断的过程,其中也就包括着“现代性”以及市场经济、所有权、人权、主权、民族、民粹、公民、基因工程、网络世界、伦理生活、种族歧视和自我认同等等概念。
 
  他给了我们一个“历史”进步的观念 
 
  1980年3月24日,张世英来到了武汉,在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北大学)专讲黑格尔的《逻辑学》。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外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记得最后一堂课是5月9日上的,基本上讲完了《逻辑学》这本书,我作了整整一个笔记本的记录,几乎想把张先生的每句话都记下来。其间张先生还来武汉大学专门讲过黑格尔是如何理解“多样性统一”的。当时最令我兴奋的还是黑格尔关于判断的学说。形式逻辑是把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但认识论讲的是对概念的内容的认识: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按黑格尔的说法,概念就是要自我分化,通过分化把自己的内容呈现出来。判断就是对“分化”了的内容的认识。首先是概念自身的自我分化,要让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很难;而黑格尔说,逻辑学就讲的是概念自身的运动法则。这叫唯心主义,而且是客观唯心主义。概念仅仅是人使用的工具,还是事物的本质?“玫瑰花是红的”,“红”就是玫瑰花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最粗浅的内容。香的、软的,也一样,都是感性意义上的呈现。这能不能理解为是玫瑰花主动“呈现”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的?逻辑上讲,如果玫瑰花不主动呈现,我们就无法看到(闻到,摸到),但玫瑰花是死的,没有精神,它怎么能“主动呈现”呢?如果我们认定万事万物都有精神,都是精神向我们的呈现,行不行呢?于是又想到上帝,想到基督教。玫瑰花是红的(质的判断)、玫瑰花能治病(反思的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必然的判断),最后到达“玫瑰花是美的,象征爱情”(概念的判断),说明人类的认识从“红”(眼睛看到)达到对“美”“爱情”的概念理解,不正是一个人(人类)认识的进化过程吗?“过程”与“进化”“进步”“目的”(目标)有关吗?
 
  当时杨祖陶老师也正在讲“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这里的“进程”无疑也含有进步的意味。于是,正是黑格尔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观念,而且把这个观念与进步、目的、目标、终点联系在一起。对“历史”这一概念,维科、赫尔德、施莱尔马赫等人都提到过,但真正使历史成为一门系统的学说的还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绪论》中,有一节专门就讲“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它的理想的实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王造时译本,第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而且正是黑格尔的历史观,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更多了几分信心与乐观。所谓“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没有黑格尔,我们说不出这样的话。
 
  没有信仰的人生毕竟是可悲的。黑格尔之所以要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精神的显现,就是因为只有精神才能体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同时也让精神体现出万物的自由与尊严。到底是相信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由与尊严好,还是只让人有精神,相信人的选择与能动好?这都是只在信仰层面上的讨论。人的一切都太有限了,更多需要的是信仰,是不可知、未可知,但又都与我们的价值观、价值选择息息相关的“相信”结合在一起。
 
  使概念从抽象达到具体 
 
  张世英先生的课让人冷静,把讨论留到课后;杨祖陶老师的课让人热血沸腾,有一种人在战场的感觉。我不知道“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是怎么能让人激动成那个样子的,反正我听课时总感到枪炮在耳,自己非得动起来不可。杨老师站在黑板的一角,一口“川普”(四川普通话),似乎在与你谈心,但不是静静地谈,而是把逻辑关系变成了掏心窝子的激动,他那么相信人的自主性、自制力,也就是人的知性能力,同时又如此明确地知道这种知性能力的有限,除过事物的属性外,对事物本身是无法了解的。有“事物本身”吗?除了红、香、软,能治病,是植物,象征爱情外,玫瑰花本身是什么?人本身是什么?国家本身是什么?“本身”是什么意思?植物、爱情有本身吗?总之,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有没有“物自体”(它只是一个概念,还是实在本身?)这个“本身”的存在?
 
  费希特断定概念本身只能出现在人的意识中,玫瑰花也好,植物、爱情也好,都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意识本身也就是自我本身。所以他鼓吹意识(自我)的活动、创造,当然是越活动、越创造,概念也就越多,世界也就越丰富。这一过程也就是意识(自我)设定自身与设定他物的过程,它所体现出的正是人生的欲望、冲动与努力。这里面所体现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自我设定自身和设定他物,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循环的关系:都是自我,只不过在自我自身与他物之间来回过渡而已。这是他所想解决的主体(自我)与客体(他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于是在康德那里不可知的“本身”(物自体)只不过就是意识的自身(自我)而已。这一点肯定影响到黑格尔关于循环或圆圈的观念。于是那种相对稳定的、作为出发点或基础的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天”就都化解为主(自我)客(他物)间的循环与圆圈。
 
  “自我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只是依靠想象力通过‘非我’才成为有意识的,才成为有限的自我、认识的实际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正由于无意识的想象力的活动,我们才感知对象,而且由于这种无意识性,我们才觉得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所以在费希特看来,我们在认识中似乎是在与对象打交道,实际上是在与自我的活动打交道。”(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第15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需要说明的就是:这本书虽然是1993年正式出版的,但杨老师在“后记”中说了,它依旧保持了“旧稿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作法”,突出了德国古典哲学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之间的矛盾。到谢林,既不讲康德的“物本身”(自在之物),也不讲费希特的“自我”,而是讲作为哲学的最高原则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主客、有意识与无意识、观念与实在的绝对同一。然后到黑格尔,再把谢林的“存在”变成人的“定在”(此在),讲“绝对同一”中的差异。于是实体成为主体,绝对精神从自身中异化出自己的客体——自然,然后又克服这种异化,征服客体,把自然“据为己有”,从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的绝对同一,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的是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的能动性。(同上,第193页)
 
  1983年的春天,就是在张世英、杨祖陶这两位同为西南联大同学(张世英1948年毕业,杨祖陶1950年毕业,当时都已回到北京大学)的教诲下,我慢慢进入了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我们其实并不太懂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我们当时最想了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说,所以附带地也就把黑格尔放在了一边。但后来,自己又慢慢回到了黑格尔,这一思想的经历说起来也是话长,里面既有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也有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哈贝马斯在好几个地方反复强调:“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51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他还说:“我觉得,我们的处境和黑格尔的第一代弟子并没有本质差别。当时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别无选择。”(《后形而上学思想》,第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无论怎样,面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后形而上学思想,我们还不得不再三再四地重新审读黑格尔的著作,并在自身的语境下重新经历一次从质的判断到反思的判断、必然的判断,再到概念的判断的过程,其中也就包括着“现代性”以及市场经济、所有权、人权、主权、民族、民粹、公民、基因工程、网络世界、伦理生活、种族歧视和自我认同等等概念。
 
  回望1957年那一场哲学史座谈会 
 
  最重要的是1957年在北京大学召开过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及会上的辩论。赵修义、张翼星等人编著了一本《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这本书我反复看了两遍,想搞明白1957年,这些几乎已经全部过世的在我们心目中都是学界大人物的思想家们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在争论什么。这次关于哲学史的讨论会,所争论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如何评价唯心主义,或者说,如何理解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用我们陈修斋老师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唯心主义里面是不是也有好的东西”。如果“有”,如何继承?于是就有了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有了如何定义唯心主义的问题,什么叫“绝对的对立”和“界限分明”?中西哲学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者又是什么关系?用马克思主义衡量和要求中国古代哲学家是不是不切实际?说到底,还是“好”“坏”二字:就与我们看电影、看小说先要区分“好人”“坏人”一样,哲学上一旦被划为了“唯心主义”,那就是“坏”,反之则为“好”。侯外庐说:“近来有一种风气,好像我们祖先中唯物主义越多我们也就越光彩,因此他们便尽量夸大历史上唯物主义者的思想,甚至把唯心主义者也说成是唯物主义者,这样一来我国历史上从孔子到孙中山就都是唯物主义者了。”(该书第43页)
 
  我觉得当时最“大胆”的就是贺麟与冯友兰。冯先生还稍稍曲折一点,讲“抽象继承”,贺先生则直接说,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是继承这句抽象的话,而是这句话的本质、精神实质;除了精神实质,特殊的东西也可以继承,例如朱熹、王阳明都善于书法,他们的墨迹、手稿就应该好好保存并承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黑格尔的态度就是这样,否定也是扬弃和吸收。贺先生说,唯心主义有好有坏,好的唯心主义都曾起过进步作用;唯心主义有好东西,不仅仅指的是唯心主义中有唯物主义因素或辩证法,如黑格尔,而是指唯心主义本身就有好的东西,如朱熹把周敦颐的“太极”改造为有动有静的“理”,“这是一绝大的贡献,可以与黑格尔比美”。(以上所引,均见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该书第203—205页)陈修斋老师接着贺先生说,我们不能把唯心、唯物等同于错误、正确,“如果以为唯心论完全只有消极的意义,那么思想史上如果不出现唯心主义是否就更好呢?”(该书第207页)
 
  张世英先生当时并不同意贺麟、陈修斋的看法。他在《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说,唯心主义中的好(合理)东西,是与唯心主义本身相矛盾的,比如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可以理解为“物自体”,黑格尔则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之前,唯心主义夸大了真理的某些片面,而这些片面是当时的唯物主义还根本没有看到的。然后陈修斋老师又反驳他,说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未必就一定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体系相矛盾,比如中世纪的唯名论者,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唯心论),但万事万物是实在的而“共相”则是不实在的(唯物论),这二者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吗?说唯心主义在历史上可以起进步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唯心主义本身是绝对错误的,“正确与错误是相对的,也有同一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是我的全部意见的主要论点。”(该书第227页)
 
  今天的人,也许觉得那时候这些如此著名的哲学家,怎么会在一个如此不值得争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只存在一个值不值得争论,这种争论有无意义的问题)的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上下这么大功夫,而且如此谨慎小心?1957年,一句话就可以使自己成为“右派”,然后下放改造,二三十年后才得以平反。尽管那些发言者(包括我们陈老师)还没有估计到有这么严重,但整个气氛就已经使这些在早几十年前就已经功成名就的哲学家们战战兢兢、谨言慎为了。
 
  如今,纪念黑格尔诞辰250年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张世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1983年能把黑格尔的《逻辑学》讲得如此深入浅出的张先生刚刚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在八十高龄后、身体又多病的情况下,坚持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耶拿体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精神哲学》,写完了《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的杨祖陶老师,2017年元月也因病去世了。陈修斋老师1993年就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是西南联大出来的人,尽管陈老师并不是那里毕业的学生,但他随贺麟先生一起在西南联大从事翻译工作。当我漫步在西南联大的旧址时,常常会想起他们,并因他们而想起黑格尔,想起1957年和1983年。
 
  最近,人文学院刚刚举办过一个教师荣休暨新教师入职的典礼活动。我也就算正式结束了自己38年大学讲坛上的劳动,开始了退休后的“业余”生活。唯一放不下的,还就是闪现着的回忆和时时萦绕在心头的黑格尔哲学。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4期5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