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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笔下的柳宗元

2020-10-07  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宋志坚

  韩愈写到柳宗元在被贬期间按照当地的风俗尽己所能施行惠民之政时,明白表示“子厚在台省时”不如日后为司马刺史能“自持其身”。
 
  读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感触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对柳宗元“以柳易播”的赞赏。那是唐宪宗元和十年的事,已经被贬十年的柳宗元、刘禹锡与“八司马”中其他几位一样,全由司马而升为刺史,但“官虽进而地益远”。刘禹锡将去任职的播州,自然环境比柳宗元任职的柳州更为恶劣,柳宗元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即刘禹锡)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向朝廷提出“愿以柳易播”,并表示“虽重得罪,死不恨”。韩愈称柳宗元此举“士穷乃见节义”,他由此联想到官场上比比皆是的那些“一旦临小利害”就翻脸不认,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干着虽禽兽不屑为却自以为得计之事的小人,说他们“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二是对柳宗元仕途得失的考量。韩愈认为,柳宗元被贬,一贬就是十几年,“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最后死于荒僻之地,这是其仕途受挫之失;但韩愈又说,柳宗元被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这是其仕途受挫之得。假如柳宗元被贬时间不长,穷困未到极点,或能出人头地甚至“为将相一时”,但“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文章千古事,权势转瞬间。“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仕途之上,韩愈也曾数次受挫,他说的这些,可谓发自肺腑,感同身受。
 
  三是对柳宗元在永贞元年的是非评说。韩愈说:“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其中所谓“用事者”,指的就是王叔文与王伾,即所谓的“二王”。有人因此评说韩愈“对于柳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这话或许还算留有余地的,因为据我所知,说韩愈攻击“永贞革新”的也不乏其人。
 
  不妨先看看韩愈在元和十年出任史馆修撰写《顺宗实录》时的几篇短文。
 
  《宫市》篇。“宫市”是唐德宗贞元末年的一项弊政,《宫市》一文,写了宦官去街市为宫室购物时巧取豪夺的恶行,他们往往致使百姓“将物诣市……空手而归”。韩愈以“名为宫市,而实夺之”一言蔽之,但“谏官御史数奏疏谏”,德宗“不听”。直到唐顺宗永贞元年,“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五坊小儿》篇。“五坊”是皇宫中饲养鹰犬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五坊小儿”是在此“五坊”中供职的走卒爪牙。《五坊小儿》写的就是他们“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的恶行。这也是贞元末年的一项弊政。韩愈说:“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还有一篇是《李实》。李实是唐德宗贞元年间“恃宠强愎,不顾文法”的京兆尹。“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李实不顾百姓死活,“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被他以“诽谤朝政”之罪,活活杖杀而死。顺宗即位后,历数京兆尹李实种种罪行,将他贬为通州长史。韩愈写道:“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以上三篇短文写的都是贞元末年的弊政以及永贞元年对此类弊政的改革,韩愈对这种改革的赞赏,从“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之类的字里行间烁然可见。对贞元末年的弊政,韩愈自有切肤之痛,因为上书揭示京兆地区“天旱人饥”之实情,请求赦免当年税赋,得罪李实而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令。所不同的是,在韩愈笔下,这种德政是唐顺宗主导的,没有挂在王叔文的那个“永贞革新”派的名下。韩愈之所以称王叔文、王伾为“用事者”,就是因为柳宗元被贬,并非因为他参与了这些使“人情大悦”“市里欢呼”的“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的改革,而是他卷入“二王用事”的朋党圈子中去了。
 
  韩愈也说到柳宗元会被“用事者”所“累”的原因。因为他年轻有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又因为他年少无畏,“谓功业可立就”。这两条正好符合“朝士有名而求速进”标准,而成为王叔文的“密结”对象。血气方刚、勇于为人的柳宗元,自也不满“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则更易为“借改革以营私”的“用事者”所用。韩愈写到柳宗元在被贬期间按照当地的风俗尽己所能施行惠民之政时,明白表示“子厚在台省时”不如日后为司马刺史能“自持其身”。
 
  这是韩愈笔下的柳宗元,更是韩愈心中的柳宗元。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4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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