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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郑克鲁先生:学术生命长驻人间

2020-10-08  作者: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

  从获悉郑克鲁先生住院之日起,我心里就有些隐隐的不安,在北京开会期间一直默默祈祷先生能挺过这一关。谁知刚返沪就接到先生的噩耗,极感突然和悲痛。一个月前,郑先生和他的几位弟子还来我家小聚。那天,先生精神很好,谈吐如常,我夫人烧的家常菜很合他的口味。这一切都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先生走得这么急,真让人难以接受。
 
  优秀的学者 
 
  我与郑先生的相识是他1987年来到上海师大工作以后,此前尽管在泛读书籍时早与先生在纸面上相遇,但就如同对诸多名家一样,耳熟能详,抱有敬意,而生活中是隔膜的。郑先生来到上海后,我们的接触渐渐多起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专业相近,我们经常一起参加会议和协会活动,也互相邀请参加对方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他的两名优秀的学生还分别在我这里作了博士和博后。学术上我们也多有合作。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我也请他担任15卷《外国文学鉴赏辞典》的学术顾问。我这里凡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活动,常常麻烦他,他从不拒绝。譬如,我主持的那个重大项目从开题、中期研讨、结项,乃至出版座谈会,我都邀请他参加。郑先生在各方面给过我不少帮助。
 
  我尊重郑先生的为人和追求。郑先生为人谦和。出身名门,却不事张扬;成就卓著,却不恃才自傲。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后代,可谓出身名门。他本人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就读于中国社科院,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可谓学脉一流。他学术成果丰厚,专著和译著影响深远,可谓学界翘楚。然而,这一切郑先生如未遇询问从不提及。
 
  郑先生治学严谨,精勤不懈。他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起步早,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与柳鸣九等人一起开始编写《法国文学史》,该著1979年问世后流传甚广,很多人对法国文学的全面认识就是从它开始的。郑先生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有独到见解。他主张将专著与教材的写法相结合,分析要深入透彻,介绍要全面明晰。他主张文学史撰写要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大的难度,作者必须全面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掌握这位作家在文章、日记、书信中涉及的有关言论,然后加以概括,理出荦荦大者”。他还强调要进行深入到作品内里的能揭示其奥秘的艺术分析。正是这些切中肯綮的见解使郑先生撰写的多种法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主持编写的领域更广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郑先生的论述同样有新见且有深度,发人之未发。
 
  郑先生的译著很多,成就很高。他的文学译著“重简洁,更重文采”,广受欢迎。他的理论译著严谨准确,译著西蒙·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获得过傅雷翻译出版奖。他退休以后用在翻译上的时间更多了,并称自己对翻译有兴趣,用翻译来充实退休后的生活。但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说:“我六七十岁后就觉得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瞎译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经典上。……如果有时间,我还想把过去遗漏的东西捡起来,比如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这部分因为在市场没销路,所以没人碰,但作为文化积累它有自己的价值。”从“时间太宝贵”“真正的经典”“文化积累”这样的字眼中可以看到,郑先生的“兴趣”里包含着浓浓的使命意识。郑先生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但对翻译的质量要求却很高,几十年如一日,埋头书斋,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毅力和恒心让人钦佩。
 
  真诚的师友 
 
  郑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有领导才能,曾主持过武汉大学法语系和法国问题研究所的工作,在上海师大他担任过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学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郑先生有培育英才的才能,他的学生中多青年才俊,许多人成绩斐然,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
 
  近些年来,我与郑先生见面机会比较多。与他相处,我觉得很轻松,很随意,而且很有收获。他对问题的看法坦率真诚,我十分重视他的意见。譬如,他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出版座谈会上这样说道:“这个东西的难度非常之大,做成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12卷书,应该说值得庆贺。这套书有很多优点,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结题研讨会,对内容有些了解,觉得他们写得不错,这套书起码有一个初步总结的意义。初步总结也是很难的,完备是不可能的,总有遗漏和疏忽,第一次尝这个果子,我觉得很了不起。”他的发言言简意赅,郑先生的肯定是对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的鼓舞,“有一个初步总结的意义”“完备是不可能的,总有遗漏和疏忽”,更是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
 
  我们在生活中也时有往来。那年秋天,柿子熟了,我特意留出一些位置很低的果枝,请郑先生夫妇来采柿子,那天他们很开心。有一年,郑先生夫妇准备在我们小区租栋房子,那天青松开车陪他们来到我家,我们一起在小区转了转,后因没有合适的房子而未租成,否则我们就成了邻居。
 
  郑先生赠送过我不少论著和译著,其中包括那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8卷的著作译文集。他特意打电话对我说:“此套丛书我签名送你们伉俪。”这套书是郑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如此厚重,他的厚爱让我感动。
 
  郑先生是上海师大的一面旗帜,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当之无愧。如今,尽管郑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这面外国文学界的旗帜仍旧高扬,他的学术生命将长驻人间!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5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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