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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两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之争

2020-10-12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 平

  ●在追求中国语文的国际化、现代化、大众化方面,“北拉”派和“国罗”派并无本质差别。
 
  ●民国知识人试图以国语统一运动建构起来的新的国族认同,不仅是对一个统一、富强的国族形象的认同,更是对一个打破阶级壁垒的现代平民社会的认同。
 
  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两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一为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一为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这两种拼音方案非常接近,都是罗马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而且创制者都不仅仅是为汉字注音着想,而是均怀抱以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野心。这两种高度相似的拼音方案曾引发了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相互攻击与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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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语不统一主义”的忧虑
 
  国语罗马字论者对“北拉”最大的不满,是因为它拼写的是山东方音,对追求“口同声”的国语统一运动有极大妨碍,同时,又是由苏联政府指派专家协助创制而成,于民族自尊心似乎也有不小的伤害。在国语罗马字论者看来,推行“北拉”实质上等于破坏国语运动的成果,让好不容易通过国语统一建构起来的国族认同被消解。
 
  “北拉”与大众语运动关系密切。许多大众语论者认为要建设真正的大众语文学,必须采用拉丁化新文字。黎锦熙对大众语运动的质疑与批评,实质上也是对“北拉”的质疑与批评。大众语论者强调语言文字的阶级属性与地域属性,与国语统一论者旨在建构规范、标准、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这一追求有着内在冲突。因此,黎锦熙连续撰写文章以应对大众语运动对国语运动的冲击。与大众语论者进行深入论争,对国语统一论者而言,不仅仅是自我辩护的需要,更是维护国语统一运动的成果及建构统一的国族认同的必须。黎锦熙在《论“大众语”》一文中首先反驳了大众语论者关于“‘大众语’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语言”的主张;其次,反驳了大众语论者关于“‘大众语’是各样各色的方言”的观点;其三, 反驳了大众语论者关于“‘大众语’是交通发达、往来密切、自然混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的主张。作为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黎锦熙之所以要长篇累牍地反驳大众语论者,关键在于他敏锐地洞悉到大众语运动包含着“国语不统一主义”倾向。若任其发展,对国语统一运动从语言层面建构现代、规范、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及统一、强大、现代的国族形象有害无益,更不利于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国族认同。
 
  建构认同的不同设想、路径得以呈现
 
  自1930年代初开始的大众语运动,在1934年上海、北平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大众语文论争结束后逐渐归于沉寂。但这一运动引发的有关拉丁化新文字与国语罗马字这两种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的论争,却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开始缓和。在“北拉”派与“国罗”派的激烈论战中,民国知识人从语言文字层面建构国族认同的不同设想、不同路径得以呈现。
 
  其实,在追求中国语文的国际化、现代化、大众化方面,“北拉”派和“国罗”派并无本质差别。表面的分歧似乎只在两个方面:其一,拉丁化新文字废弃四声,而国语罗马字标注四声;其二,“北拉”派坚决反对将北京音定为标准国音,反对自上而下的国语统一运动,认为口头上的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地方言自然融合的结果,而“国罗”派虽然也重视方言,但却将建构统一、标准、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视为国语运动当下的首要任务,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致力于拼写方言,国语罗马字侧重于拼写国语。如果两者只是技术层面的差异,“北拉”派和“国罗”派之间的长期论争就显得毫无必要了。
 
  拉丁化新文字与国语罗马字之间的分歧真的仅限于技术层面吗?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人大体是以“效法泰西、步武东瀛”两种范式来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国族认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性终结,中国社会正式由古代形态进入现代形态,急需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国族认同。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运动,正体现了从语言文字层面建构统一的国族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推出了两种由政府正式向社会公布的拼音方案:一是注音字母,走的大致是日本假名字母的道路;二是国语罗马字,采用了拉丁字母,走的是欧化道路。前者是“步武东瀛”的结果,后者则是“效法泰西”的产物。民国知识人试图以国语统一运动建构起来的新的国族认同,不仅是对一个统一、富强的国族形象的认同,更是对一个打破阶级壁垒的现代平民社会的认同。国语罗马字的推出,可以说是兼顾了“国语统一”与“教育普及”两个不同的目标,符合国语运动论者重建国族认同的基本思路。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代之以红色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知识人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社会改造路径。作为拉丁化新文字的主要创制人,吴玉章、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人均长期留学苏联,而这一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产生,的确是当时苏联政府主持下的境内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成果。
 
  1931年9月,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于海参崴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三)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四)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五)要注重国际化的意义。(六)大会认为要达到以上目的,只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九)大会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显然,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们在追求中国文字的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方面与“国罗”派并无不同,根本分歧在于前者是以红色苏俄作为建构国族认同的范式,而后者沿用的是晚清以来“效法泰西”的既定思路。既然以红色苏俄作为塑造新的国族形象的样本,那么势必牵涉到对民国政府合法性的否认,也就自然无法认同由政府支持甚至直接主持的国语统一运动,无法认同由民国政府以国家名义公布的国语标准、国音标准及国语罗马字。换言之,“北拉”派与“国罗”派从语言文字层面建构国族认同所依据的范本完全不同,必然导致两者在建构国族形象、国族认同的根本层面存在分歧,技术层面的差异只是表象而已。
 
  殊途同归:“北拉”派与“国罗”派的和解
 
  1935年,中国新文字(即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12月,此会草拟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蔡元培等众多社会名流共计688人在此意见书上签字。这份意见书开篇即强调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之所以要倡导拉丁化新文字,是因为只有它才可以迅速扫除文盲,是战时进行全民总动员的最佳文字工具。此时,“北拉”派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如何效法红色苏俄以建构新的国族形象与国族认同,而是定睛于如何以文字变革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服务。 
 
  在民族危亡之际,“北拉”派与“国罗”派不再纠缠于建构国族认同的两种范式之争,拓牧的《语文运动者团结起来》一文更是释放了强烈的和解信号:“在过去,我们语文运动者铸成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错误造成了语文运动的分裂,以致原该携手合作的人们互相倾轧起来。……这种倾轧,存在于各种语文改造的主张者之间,而在国语罗马字和Latinxua之间尤其来得显著。……不管我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然而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有着改进国语文、普及救国教育以抵抗外来侵略的热忱,敌人的进攻已经威胁到了每一个不想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生存,……这个对于我们的共同的威胁给予了中国语文运动结成一个广泛的大团结的坚实基础。”
 
  1939年9月,由倪海曙起草、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研究委员会三次讨论通过。草案关注的重心完全落脚在如何以文化手段加强民众团结、增强民族意识并负起对民族国家的责任这一层面。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建构强有力的国族认同变得至关重要,至于不同建构范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倒是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可以整合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之下,“国罗”派和“北拉”派便可以握手言和。
 
  聂绀弩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时代日报〈语文〉周刊征求各界对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意见》一文中,展望了“北拉”派与“国罗”派的合作前景。他说:“国罗和拉新两派,更应携手,更应合流,两派的争执,不外两点:(一)统一语与方言,(二)四声符附带与否。……国罗派以流动性的人民为对象,致力于统一语的拼音化,北拉派以土著农民为对象,致力于方言的拼音化,两者尽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不,缺一不可!”聂绀弩曾是“北拉”派的论争主力之一,而经过了八年抗战之后,他的观点变得通达平和,虽然仍力主中国文字走拼音化道路,但显然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生存发展视作最高利益,不再执着于有关建构国族认同的不同范式之争,强调的是各派的合作,而不是分歧。至此,“国罗”派与“北拉”派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算是划上了圆满句号。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变革与近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认同危机及重建研究”(13BZW012)最终结项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5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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