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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方式是一种重新认识东西方文学史的视角

2020-10-15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刘建军

  所谓的“西方”和“东方”、“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范畴,不仅是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乃至所谓纯粹文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且有可能是基于维系方式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这里所说的 “维系方式”,指的就是能把很多个体组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某种内在力量及其表现形式。维系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众多的个体总是要结成一个个不同的群体。具体说,维系方式是由“维系力量”和“维系表现形式”组成的。所谓“维系力量”,就是某种将不同的个体人集汇成一个或大或小的社会群体的内在力量,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亲和力”或“认同性”。而这种“维系力量”的存在和起作用,又是以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特有的思维和情感相互联系为表现形式的。对此,我将能够把人类维系在一起的某种力量称为“维系力量”;将这种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称为“维系力量的表现方式”;而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构成称为“维系方式的构成”。
 
  西方文学经历了四大维系方式的更迭 
 
  在我看来,西方文学是西方社会特有维系方式的产物。其主要经历了四大维系方式的更迭,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学的独特发展流程。
 
  第一个是“血缘维系方式”。这种方式是指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组织主要靠血缘力量来维系。血缘维系方式发源于人类最初阶段。人类远古的时候,每个部落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或母亲(后来逐渐演化成“祖先”)。在远古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家族、氏族或部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与这个“祖先”有着血缘上的天然联系。换言之,此时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为吸引力的,形成了以某个“血缘家长”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自然等级制度。正是这种血缘维系关系,造就了当时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和情感的价值取向,即绝对服从带有父亲意味的酋长和首领,并把对家族或部落的忠诚当成天然的责任。在文学材料中,希腊神话时期的文学基本上体现出了这方面的鲜明特征,例如赫西俄德的《神谱》就是这种血缘维系关系的例证。
 
  第二个是“信仰维系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部落联盟日益取代了以单一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尤其是当部落联盟发展成民族国家的时候,众多不同的血缘家族或部族进入其中。在此种情形下,人们不可能再信奉某一个血缘或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了。那么,此时要把不同血缘部落、不同血缘民族的成员聚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就必须要有一个让各个部族的人都可以接受的精神上的“父亲”。于是,神学宗教意义上的“一神论”开始出现。在西方,主要是基督教出现并承担了建构这个独一的“精神父亲”的使命。这样,此时维系力量就由对“血缘父亲”的崇奉变成了对“精神父亲”的信仰,并且靠这种信仰把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维系成一个具有文化相似性的社会。这一特征对应了罗马帝国之后乃至整个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个是“理性维系方式”。“理性维系方式”的基本内涵在于,此时社会的维系力量靠的是超出每个个体的欲望而带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理念或观念。但是,这个观念是经过人们充分认识、理解、把握和说明的,并且被人们认为是真理性、科学性的观念,而不是那种对某种“精神父亲”盲从信仰的观念。因此,信仰的盲从被取消,理性的价值被张扬。正是真理的力量(对某种真理的信奉)开始把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维系在了一起。具体而言,从公元13世纪前后开始,尤其是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之所以对理性的注重压倒了一切,就是因为人们开始用理性力量来维系此时出现的现代国家了。也可以说,现代的国家形式(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乃至文化观念等)无一不是“理性维系方式”的表现形态。但是,这种“理性维系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乃至所处立场的不同,导致了一部分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在另外的人那里就成为荒诞谬误的东西,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性”之间经常出现的尖锐矛盾和斗争。也就是说,每一种理性都维系着一定数量的大众,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以及不同的生存方式。这也导致了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现代社会中文化冲突的不断激化导致一种新的维系方式——“普适性价值维系方式”的萌芽。所谓“普适性价值维系方式”是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尽管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与价值取向,但作为人类的成员,必须还要有整个人类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例如民主、自由、平等、和谐、幸福等。在现当代出现的西方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这一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普适性价值”,或曰“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指的是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所共同追求的价值,而绝非是某个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标榜为“普世”的价值观。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世界的维系方式是一种阶段性发展,并由不同性质的、相互间不断取代与递进的维系方式形成的维系发展模式。
 
  东方社会以血缘维系方式不断发展 
 
  与西方世界不同,从各个东方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东方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维系方式”。具体来说,它是以血缘维系方式自身的不断发展为其根本特征的。东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没有形成西方那样血缘维系方式被信仰维系方式、理性维系方式依次取代的过程,它一直是以血缘维系为底蕴或强劲的潜流,逐渐从家族拓展到氏族,再从氏族拓展到部族,乃至拓展到民族、国家的渐进发展过程。可以说,血缘贯穿古今,而家族、氏族、部族、民族乃至国家不过是在血缘基础上不断外延和扩展的结果。时至今日,东方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就是非常强调祖先的作用或曰传统的作用。也就是说,东方各个民族都非常注重一个祖先对本民族所起的维系作用。例如,在中国,人们就常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在犹太民族中,犹太教强调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而上帝只保护或者眷顾犹太人;印度教中的三大神,其实也是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的祖先或家长;在日本文化中,大和民族是一家人的观念被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由此可以说,血缘维系方式在东方世界一直潜移默化地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东方世界非常重视传统的原因所在。从东方文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时期血缘关系发展的鲜明特点和反映。
 
  我们在这里进行如此对比,并非要说西方的维系方式就是进步的,就是好的,而东方诸民族的血缘维系方式就是落后的,就是坏的。指出这种差异,完全是为了说明东方和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维系方式,具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文学特征。从中可以看到,东西方世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发展脉络和轨迹。换言之,倘若我们从维系方式的差异来看东西方文学的不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维系方式大体一致的文学看成一类。这样划分可以让人们看到,东方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绝对不是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发展的附庸,东西方在不同的维系方式下走出了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发展道路。
 
  从维系方式的差异看东方社会 
 
  从维系方式的差异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能够使很多困扰当代学者的一些文学现象得到更清晰的说明,例如东方近现代社会出现及发展的特殊性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是它不同的维系方式次第取代(此时主要是“理性维系方式”对“信仰维系方式”的取代)的发展需要,也可以说西方社会是从其文化内部发展的逻辑中逐渐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西方世界的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后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既是理性意识觉醒的基本动因,也是其维系方式变更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可是在东方,由于血缘维系方式巨大惯性力量的作用,19世纪以来很多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大体上是在血缘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强制现代化的。这样就导致了东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强制的进程。例如,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血缘民族传统与秦汉以后所形成的儒家和新儒家学说,虽然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力发展,但也使得中国社会缺乏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资源。恰恰是在西方文化进入之后,科学、自由、民主、革命、法制、个性解放、人的权利,乃至现代国家制度、工业进步等观念被引入到了中国,在中国的有志之士的呼喊与实践中,在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解和主张。这一点在亚洲一些主要民族的文学中也有明确的证据。例如,印度虽然在四百多年前就被大英帝国殖民,但它自古以来所实施的“种姓制度”,本质上表明印度社会仍然处于血缘维系方式的时代。印度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矛头指向,仍然是要对血缘社会传统关系进行改造和替代。虽说日本在18世纪主动向西方学习,进行“明治维新”,但仍然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强行扭转了自己的社会进程。所以,近现代东方世界出现的诸种复杂问题,本质上都可以从两种维系方式的碰撞中找到深层的原因。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末以后,全球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改变了东西世界维系方式的走向。东方世界也开始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这样,东方以血缘维系为主的方式也开始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发生转换。我们从现在的东方各国的文学创作中已经看到这种改变的端倪。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6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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