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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思想的任务是什么

2020-10-15  作者:兰州大学教授 孙冠臣

  ◤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形成了西方文学、东方文学这样不同的文化发展风貌。本文指出,由于受地理的、自然的生存条件以及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制约,人类社会所采用的维系方式是不同的,而正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维系方式,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文化与文学的不同。
 
  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第一哲学的定义是:1.智慧之学:“在这里所要讨论的主题是大家用来阐释事物的原因与原理的所谓智慧;……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2.存在学: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3.神学:“至于这门第一学术则研究既是独立又不动变的事物。一切原因均须具有永恒性,而于此为特重;这一门学术所探究的原因,于我们看来就很像是神的作用。这样,理论学术就该有三门,数学、物学以及我们可称之为神学的这样一门学术。”
 
  海德格尔把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总结为“存在-神-逻辑学”。1929年,海德格尔在教授就职讲座《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曾“把形而上学规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最普遍者、最高贵者)和存在者整体的问题(“大全”和“一”)。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乃是存在者的统一性,后者作为产生着的根据而统一起来。因此,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是存在-神-逻辑学”。1957年,海德尔格在讨论黑格尔的讲座《同一与差异》中,再次总结“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普遍存在者。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整体存在者。形而上学既在探究最普遍者(即普遍有效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又在论证“大全”(即万物之上的最高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这样,存在者之存在先行被思考为奠基性的根据了。所以,一切形而上学根本上地地道道是一种奠基,这种奠基对根据作出说明,面对根据作出答辩,并最终质问根据”。简而言之,传统形而上学是存在学和神学,可是,“存在学和神学之所以是‘学’,乃是就它们探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论证存在者整体而言的。它们对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作出论证。它们面对逻各斯(Logos)作出答辩,并且在一种本质意义上是遵循逻各斯的,也即是逻各斯的逻辑学”。因此,更准确地说,它们被叫作存在-逻辑学和神-逻辑学。
 
  海德格尔要克服的形而上学就是指这种追问本原、追问第一根据、追问自因、寻求奠基和基本原理的学问。传统形而上学作为逻各斯发问存在,具体是由三个问题组成:“是什么?”“为什么?”“何以可能?”“是什么?”作为苏格拉底之问,追问的是本质;“为什么?”作为亚里士多德之问,追问的是本原/原因;“何以可能?”作为康德之问,追问的是知识的先天条件。这门学问从希腊而来,经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到尼采、海德格尔,走向了终结/完成。
 
  形而上学之“克服”和哲学“终结” 
 
  形而上学之“克服”和哲学“终结”的概念往往让人误解。站在海德格尔的立场上,克服首先不是征服,毋宁是经受;比如,我们克服/经受了这次新冠疫情。其次,克服不是解决掉,甚至将形而上学这门学科从课程目录中删除,而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解构”和“实施返回步伐”将板结了、固化了的形而上学概念进行松动,正本清源;更重要的是把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历史实际上是存在遗忘状态的历史之本质揭示出来。传统形而上学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存在者的存在问题,通过实体、神、主体、表象、价值等来规定存在的含义,本质上追问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最后,形而上学之克服并不是将形而上学驱逐到艺术之岛上,毋宁是拯救性的恢复和重新上路,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克服”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过程,通过形而上学之克服,为“思想的另一开端或哲学终结之际,思想的任务是什么”清理出一块场地,因此,形而上学(“是什么?”之问)既然从存在而来自行发生,形而上学作为存在之遗忘的历史也是存在之消隐自行发生,并通过这种消隐使形而上学达至科学技术全球统治的顶峰,并耸立于世界图像化时代的当前。
 
  将形而上学之克服与哲学“终结”联系起来,意味着它们共属一体于形而上学作为存在遗忘之历史,进入其完成的过程中。因此,哲学的“终结”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其表现是技术的全球统治。“终结”意味着形而上学所开启的问题域已经在科学技术这个范畴中被穷尽了所有可能,再也生发不出新问题,终结的含义是完成/达成。海德格尔说:“随着尼采的形而上学,哲学完成了。这意思是说:哲学已经巡视了预先确定的种种可能性的范围。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乃是全球性思想方式的基础;这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为一种也许会长期延续下去的地球秩序提供座架。”(《演讲与论文集》)从巴门尼德“存在是一”以及苏格拉底“是什么?”之问出发,形而上学的问题就被规定好了。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先行回答“为什么?”,才能对“是什么?”有清晰的理解,他的“四因”问的是本原、根据,传承到中世纪被规定为“一”和“大全”。笛卡尔取消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将其“为什么?”之问精简并转变为因果问题,为接下来康德“‘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作好准备,从此以后,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和古代人了,人成为主体,在黑格尔那里被表达为“实体即主体”。至此,主体性形而上学完成了。尼采作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颠覆了柏拉图将本质安置在超感性世界中的观念,将本质规定为生命的保值增殖,后期又直接取消了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尼采说“上帝死了”,人成为一般主体,形而上学达至其发展的顶峰,其当下的最高成就表现为技术的摆置。
 
  哲学“终结”之际,思想的任务是什么 
 
  西方人总是把他们要打交道、操劳、交涉、关心、忧虑等的东西作为认知对象来把握,走的是知识/真理路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克服以及他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对峙,目的都是为了解构这种对象性思维。因此他主张,克服形而上学就是放弃用传统形而上学来思考形而上学,也就是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和语言。如果说哲学起源于希腊人的逻各斯和米索斯(Mythos)两大话语传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承继了逻各斯传统,而海德格尔借“哲学终结之际,思想的任务是什么?”之问,意图开启诗与思结合的可能性,本质上是从现代意义上拯救性地恢复希腊的米索斯传统的尝试。
 
  海德格尔针对形而上学之克服,给出的判词是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历史,是存在之遗忘的历史;而针对“哲学终结之际,思想的任务是什么?”给出的判词是“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最初是希腊语,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实存的东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就等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哲学依然决定着西方——欧洲历史最内在的基本特征,甚至通过技术的全球统治规定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毋庸置疑,我们今天的科学发问依然是追问本质,属于“是什么?”之问所规定的范畴:科学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财富是什么?……海德格尔沉思技术的“本质”,虽然是沉思,但也没有成功跳出“本质之问”,也没有成功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
 
  “思想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预示了海德格尔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之努力的艰辛和困境。他告诉我们,学会思想,就要学会发问,就要学会:1.等待(应合);2.学会聆听(存在的召唤);3.对物的泰然让之(对技术世界既说“是”又说“不”的态度),对神秘的虚怀敞开(对在技术世界中隐匿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但他所倡导和期待的这种寂静之音,其可言说性在哪里?放弃论证性的表达后,剩下来的只是默会式的直接显示,还是纯粹私人性的沉思游戏?如果只有“将来者”极少数人可以聆听存在之召唤,如果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拯救我们,那么,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是如何构建世界的,存在的意义又从哪里生成?可以想见,在海德格尔返回希腊的回家之旅中,在晨雾中最终上岸的恐怕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6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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