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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减多元文化对主体文明的销蚀

2021-04-01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刘圣鹏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加速发展,普适文明、主体文明和多元文化的适应性关系免不了进入民族国家文明建设的战略考量中,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给予当代批评理论的建构深刻的提示和理论的提升。
 
  现代知识学的分化 
 
  现代批评理论的产生可以以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词与物》)来呈现: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异于其他时代的知识规则,而且不受已存在的历史知识结构的约束,这样就把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与现代知识的分化和重组结合起来,给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科学在现代的跨学科转型提供了知识学依据。
 
  古希腊知识型以本体论形而上学为核心,中世纪知识型聚集到神学和数学,近代知识型通过笛卡尔构成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二元论分化。启蒙时代催生了主体哲学和关于社会人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科学,并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强化下形成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和重组。现代知识型经过现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当代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综合酝酿,而发展为英美知识分子左派的批评理论典范,包括深受西方后学影响并且深度体知中国后学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左派的批评理论典范。在美国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确观念导引下,文化理论暨后理论引发对批评理论知识型的推动和修正,最终形成普遍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现代性要素的互补修正格局,在文化哲学上回到由批判理性主义所证明的有限差异和适度同一命题上。当代批评理论正逢全球化规范——经济规范和文明规范——处于不进则退的路途上,加速主义促成乌托邦再次成为绕不过去的难题,政治正确和事件支撑构成互为分立和修正的解释框架。政治正确作为意识形态终结的替代术语在渐失解释效力之前,需要事件化呈现来给予消解,这成为批评理论的当下标识。
 
  人类知识能力力图跟上时代的变化,黑格尔构型关于绝对精神的进步论,马克思构型关于共产主义现代性的进步论,古代历史循环论被现代历史进步论所取代。在前段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压倒目的理性;在中段后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和目的理性相对和谐;在后段智能社会,技术理性有了再度压倒目的理性的可能性,使人从作为启蒙现代性多元发展的有用主体,再度有了沦为被技术统治和被普遍主义统治的无用主体的可能性,丰富多彩的有用社会有了沦为无用社会的可能性。
 
  普遍主义和主体文明的适度关系 
 
  在现有民族国家框架内,普遍主义和主体文明的适度关系成为难以逾越的批评理论高峰。为了保证利益均衡,少数族裔必定坚持普遍主义,主体民族必定坚持主体文明优先。这种文明矛盾不仅发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内部,而且发生在全球化规范进程中的民族国家之间,构成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分裂在全球化时期的文明冲突的延续,在理论上呈现为福山的政治文明理想主义和亨廷顿的政治文明现实主义之间的正面相撞,结果是要么多元民族分离形成单一民族国家,要么保持多元民族利益均衡。文明普适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矛盾紧张关系不可能得到彻底摆平,只可能以主体文明适度融合普适文明并高于普适文明的形式存在,并且随时根据变化了的事件,对文明普适性和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张力给予适度调整。
 
  美国知识分子左派在批评理论的建构中做出了卓越的地方性贡献,使美国作为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了在政治权力制衡基础之上的主体文明制衡基础:以清教文明作为建国基础,以地方自治作为政治基础,以“美国例外论”作为联盟基础。尤其是正值美国批评理论生发期而定型的例外论,杜绝了国家在现代性生长中走向乌托邦的极端倾向,使乌托邦难以成为政治正确的唯一价值标准,从而给自由、公平、权利等现代性要素都留下了合法生存空间,在支持开放型社会的开放型知识而非封闭型知识的平台上,随时跟踪不断变化的真实社会生活。
 
  反思理论与事件之间解释框架的自洽性 
 
  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呈现出复杂性特征,表现为知识型上的不确定性知识,多种思想、多种知识、多种政治经济力量,往往共同参与一个事件,导致用一种理论难以把握全局包括其侧面,这就需要批评理论的事件化转型来支撑。知识分子左派本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知识工具,但也有被政治左派裹挟的危险性,在历史过程中还面临多种极端政治面向的分化,这就需要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反思自身理论与事件之间的解释框架的自洽性。
 
  批评理论成型后的典型后理论事件,是萨伊德反西方解释视角的东方主义理论,既产生了后殖民身份政治的平权效果,也放出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种族主义的极端主义魔障,多元文化置换了主体文明甚至普适文明,主体文明被篡夺了普适文明的发起者和拯救者身份。少数族裔在主体文明面前占据着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种族主义由是堂而皇之地变身为多元文化置换普适文明直至主体文明的政治正确借口。伴随着主体文明的被动退缩,多元文化得到助长,遂使多元文化扼杀主体文明成为可能,主体文明沦为多元文化之一,这就是多元文化偷换为主体文明直至普适文明的辩证逻辑,是殖民和被殖民主仆关系得到颠覆的实际过程。作为事件的后殖民主义从简单的文化诉求演变为复杂的身份反杀,实现了从理论到事实的鸠占鹊巢,使理论上的文明冲突变身为实际上的文明冲突。经过60年发酵的政治正确观念,在过程中促进了多元文化融入美国主体文明,但在全球主义运动中,仍然面对着全球化陷阱的危险:一是因疏于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全球化的失衡,而造成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争端;一是因产业链持续不平衡,高科技和传统产业作为得利和失利的两端,相当于历史上工商业和农业的利益两端,而造成了远过于传统产业布局的两极分化。摆在全球主义运动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全球化规范和全球化陷阱以及主体文明和多元文化之间,尚需有效调整其间的张力,陆续揭露乌托邦难以遏制的内在驱动,使全球化陷阱服从于而不是压倒全球化规范,多元文化服从于而不是压倒主体文明。
 
  启蒙现代性在主体文明的推动下,曾经被主体文明和多元文化一致接受为普遍主义,但随着多元文化逐渐扩大其影响范围,导致主体文明变异为差异文化,缩减为少数族裔文化,且无法通过自我言说而立足,这也可以表述为文明自噬,或主体文明被多元文化反噬。同时,技术理性通过工业革命、后工业革命乃至智能技术革命,也参与并加速了价值理性被吞噬的过程。
 
  纵观历史,苏联崩解有加盟共和国多元民族利益诉求重压的原因,当代法国和美国的内部利益纷争更有多元族裔文化加诸主体文明不可承受之轻的动因。尚处于孤立主义阶段的战时美国罗斯福总统适时终止了科学的超限发展;面临改革开放转型,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国家发展战略落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中。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加速发展,普适文明与主体文明和多元文化的适应性关系免不了进入民族国家文明建设的战略考量中,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给予当代批评理论的建构深刻的提示和理论的提升。由是,政治正确观念作为取代意识形态斗争,褒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级的轻度普遍主义代词,也走到了尽头——不是缩小两极分化,持续增加中产阶级数量,而是扩大两极分化,重新走向意识形态争端和极权政治。因为批评理论的真义始终在于:通过中产阶级扩大主体间规范性交往空间,使批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自我修正的机会,持续推动社会的进步。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9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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