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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新人文知识

2021-04-07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炎

  我在科技与人文两界跨学科教学的经验,来自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因特网文化”(Internet Culture)这门课。当时系里希望我开一门技术与文学文化相关的跨学科课程,课程一公布,就发现学生报名特别踊跃。这是一门seminar研讨课,限选20人,但排队在waiting-list上面的学生有三四百之多,每次开课都是这样,系里也高兴。我这里有个比较,美国学生对新的知识有很大兴趣,我回国本来还想开这门课,但同事反应并不积极,直到现在也没开成。大概觉得文学专业与互联网也太远了,有点不伦不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国家、两种文化对于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认知大不相同。
 
  人文学者似乎没准备好回应巨变 
 
  在哥大的课上选课的学生每次都有计算机系的,这便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面对计算机系的学生,我自己连电脑都用不好,怎么可能去教因特网文化?我用智能手机也特别晚,那么你怎么可能让学生认为你具有资格讲这门课?我这个人文背景的教师上这门课,切入点到底在哪里?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做电脑专业的人,主要实现的目标是做出代码,完成程序,做出预想的产品。他的特长在技术上,才不会管你文化理论、美学思想或文学形式之类。而如果你是人文学者,你不可能转行搞技术。甭说你半路出家,即使从小学起,也不一定有天分做好电脑技术。但你有自己的专业——做文化研究,所以这门课是聚焦于网络时代,技术如何改变人文知识的。互联网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它不仅改变了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重塑了全部知识的结构——即福柯所谓的“知识型”。因为一切知识都已被转译成二进制的数字形式呈现给我们。人文学者似乎尚未意识到,或者还没有准备好去回应这一巨变。我这门课自始至终都是紧贴这条线索一路走来。
 
  其实,欧洲学术史本身就有个技术改变知识型的重要传统。印刷术发明之后,欧洲的经院学术传统瓦解了。从公元4世纪翻译通俗拉丁本《圣经》,一直到15世纪欧洲现代早期,拉丁语曾一统天下。这个局面被打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刷经典文本的成本大大降低,各民族方言版的圣经印刷出版。加上16世纪宗教改革,以欧洲各民族语言翻译《圣经》蔚然成风,印量大大增加,给社会各阶层接触知识的机会。从此,无论是人文知识、经典学术还是科学,都从教会的手里解放出来。少数精英垄断知识的局面被打破,各民族说方言讨论高雅议题。16世纪德语版的《圣经》,是马丁·路德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民族语言促生了民族意识,之后出现欧洲民族国家。
 
  所以,技术与思想、知识和人文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但人们一谈西方思想史,便总会从古希腊说到如今,好像是思想家和哲学家通过思维演绎,推导出一个万世一系的文明史。只有哲学史和思想家是不够的,还要考察历史现实,每一次思想转折都有外在的物质基础做依托,纯思的历史不过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幻象。
 
  个人主体已被数字技术重新翻译了 
 
  回到我们这个时代,从20世纪到21世纪,人类思想又出现一次重大转折,这次显然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密切相关。从印刷术到数字技术,科技如何改变了人类知识?这里可能有非常具体的技术考量,从模拟通讯信号转成二进制数字信号,才使因特网成为可能。之后,数字技术几乎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以记忆为导向的学习,都受到电子记忆的巨大冲击,维基等网络百科彻底改变了学习过程和知识生产的路径。
 
  我们讲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概念就是个人主体。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针锋相对。其实,个人主义最核心的是自由意志与个人主体。在20世纪两大阵营彼此攻讦时,可能都不会意识到“个人”是有身体的,他在世界里占有空间,他有隐私的边界不容侵犯,或有财产不容践踏。社会位置与个人权利都是占用物理空间的,这些在前数字时代不言自明,都是隐含前提,毋庸讨论。
 
  但到了数字时代,尤其通过这次疫情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个人主体已经被数字技术重新翻译了,个人被虚拟化了。身体被禁足封闭在居室内,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被转译成一个IP、一个微信号、一个健康码或一个身份证号。证明你身份的只有刷脸与大数据存储,你与社会的交往只能显示你的微信号或微博名称,主体不再占有物理空间,个人隐秘的领地无需划定边界,而只须设定密码。自由意志不再是现实空间里人与人面对面的表达,而是在大数据的汪洋大海之中,要么标新立异,凸显个性,吸引点击量;要么跟风站队,充当“点击”数。网络文化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化,温和、客观的言论被完全埋没。主体变成了数字化的抽象符号,这个符号和其他符号的差异,构成了我们的ID。这个Identity没有洛克意义上的同一性,即个人通过记忆,将昨天、今天与未来连成一个心理的整体,每个人在时间的河流里都有连续的内核,区分你与他人的身份。Individual(个人)在英语中是不可分的内核,但数字时代,个人已变成dividual,被技术整个渗透,变得可分割成多重的身份,这些身份要么是二维码,要么是一串数字。主体的经验被数字抽干,变得枯萎。
 
  引用美国当代理论家Donna Haraway创造的词techno-biopower——“技术性的生命权力”,大数据与刷脸技术渗透到我们身体中,主体被抽空为技术代码,经验与生活世界渐行渐远。所以世界上兴起民粹主义,因为主体差异被削平,出现所谓“后真相”时代,即不同意见的人拥有不同的真相,或后真理时代,法国思想家阿兰·巴丢(Alan Badiou)评价说:“21世纪初发生的事件无法用现成的语言命名。”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9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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