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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学报:情理共同体与自由困境

作者:林曦

  对于一个转型社会而言,高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同样多的积极和消极结果。
 
  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标就在于除去那些限制我们自由的元素。社会发展程度愈高,所能够给个体提供能动性之自由的机会也愈多。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个体所享有的自由。如公民参政议政的机会大大增加,教育、收入和医疗的机会也会更多。
 
  看到发展能够扩大个体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逃避直面孤独与无力,让自我完全臣服于权威,把自己变成现代社会这台大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弗洛姆所描述的这种自由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在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当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如果我们把森和弗洛姆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其实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并非就是冰火不容。当它们被综合成为一个“发展辩证法”之时,这就为我们开放出一个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皆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发展既然在增进自由的同时也会带来精神空虚的困境,那我们在保存发展之自由成果的同时,如何去疗救其弊端?”
 
  首先,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情理共同体”。情理共同体的内涵,首先是采纳菲斯克的“关系四形式说”,认为构建我们现代社会“共同体团结”的主要关系形式是四类,涵盖政治、经济、家庭、社交关系。我们还必须把“全人类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全球维度加入到“情理共同体”构想中去,可以把该维度称之为“四海一家”,这与“关系维度四形式说”,一起构成了“情理共同体”中团结形式的内容,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新五伦说”。其次,从上述的“新五伦说”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情理共同体”,其实朝向了“合情”和“合理”这两个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面相。再次,需要指出的是,“情理共同体”之所以能促进“有机团结”的形成,就在于它对个体不同需求的尊重。最后,“情理共同体”在保护个体选择权利之外,还应当包含的一个面相就是不同形式的团体之间应当达到一种“主体间性承认”的状态。这样一种"非理想"的理论概念能够更有效地应用于当下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原标题系“论‘情理共同体’”)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