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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和而不同

作者:沈家煊

  沈家煊提出:范畴观指如何看范畴的界定、分合、形成,即如何看范畴和范畴化。范畴和范畴化是认知科学的中心议题,有了范畴和范畴化,概念才得以形成,经验才变得有意义,理解范畴和范畴化才能理解我们的思言知行,才能理解人之所以为人。
 
  已有的两种范畴观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一种是“离散范畴观”,一种是“连续范畴观”。但是至少从语言看实际还存在另外两个互有联系的着眼点,一个着眼于“分立”还是“包含”,一个着眼于“是”还是“有”。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从逻辑上讲,“甲乙分立”可能形成甲和乙的“交集”,“甲乙包含”则不可能有交集,因为乙是甲的“子集”。“分立”跟“离散”类同,但是“包含”不同于“连续”,连续范畴虽然中间是连续的,但两头还是分立的,不是包含关系。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能更好地说明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西方的语言(指印欧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中国的语言(指汉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前者视范畴“分立”为常态,是范畴的“是”观,强调逻辑理性,后者视范畴“包含”为常态,是范畴的“有”观,强调逻辑理性跟历史理性一致。
 
  从语言出发归纳中西方的两种范畴观,有助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更简明到位地阐释中国概念,摆脱“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尴尬状态。
 
  (1)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哲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天”和“人”之间是天包含人的关系,是“一生二”的动态“变在”关系。儒家和基督教的不同在于,儒家并不设定一个外在的“上帝”,人怎么“超凡入圣”完全靠你自己。这就是说,在西方上帝和人的关系是分立关系,在中国圣和人的关系是包含关系、“变在”关系,圣人也是人,人人可以入圣,“入圣”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
 
  (2)体用不二。语言学里“语法”和“用法”二者的关系在哲学里相当于“体”和“用”的关系。从中国哲学的主流看,哲学家大多肯定“体用不二”,“体用不离”,反对分离或割裂体用。从程颐、朱熹到严复、熊十力等人的论述看,所谓“体用不二”实际是“用体包含”的意思,用包含体,体在用之中,用之外无有体,因此不存在体用之间的交界,“体用无间”。 “道”和“器”的关系也一样,朱熹说“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则道在其中”。
 
  (3)有生于无。“有”和“无”也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概念,“有生于无”是老子作为一个独立命题提出来的,意义重大。按照冯友兰的诠释,“道”是“无”或“无名”,是万物之所从生者,逻辑上是“有”之前必须是“无”,由“无”生“有”。已有人明确说出这是一种动态“变在”的包含关系:“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无限的可能性;“有生于无”的真正含义是“‘无’包含着规范着‘有’”;“无包含有、有生于无”的观念就是老子所谓的“道”。
 
  (4)物犹事也。中国哲学很早已注意到“物”与“事”之间的联系,郑玄在界说《大学》中的“物”时便说:“物犹事也。”这一界说一再为后起的哲学家所认同。这种“物-事”观跟汉语有直接的关系,汉语的动词用作名词(做主宾语),中国人根本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而名词用作动词(做谓语)如“以衣衣人,推食食人”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说是“实字虚用、死字活用”。这是因为汉语的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属于名词,所以事当然是物,属于物,“事物”一词的构成就表明这一点。因此对中国人说“事即物也”是没有意义的,说“物犹事也、物即事也”才有意义(make sense)。
 
  以上种种,天-人,人-圣,用-体,器-道,无-有,物-事,这些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对概念,都是动态的、由一生二的“甲乙包含”关系,世界本来就是这个状态。从这个角度可以将中国哲学“和”这一重要概念阐释得更清晰,“和而不同”正是视“甲乙包含”为常态的范畴观背后的中国哲学意蕴,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图像不是二元分裂,而是和谐一体。(文章原标题为《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