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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什么是超级现代性

作者:胡大平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 现代性正走向终结。如Z.鲍曼 (Z.Bauman) 概括的那样, 现代性, “并没有抚平人类共处的苦难边界, 亦未能结束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状态。现代性并没有能够实现其诺言。“现代性失败了” (Bauman) 。不过, 也正如鲍曼警告的,宣布现代性死亡是一种夸大其辞和草率的做法。如何测绘这个当今时代?它是漫长的现代性自我转型的晚期或高级阶段, 还是现代性自我否定的混乱的后现代阶段?文章的目标是描述一种可以被称为“超级现代性”的话语, 它有别于流行的高级或晚期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话语。这种话语认为, 现代性不仅没有耗尽其能量走向沉寂, 相反, 它正变得更加强大、有力和复杂, 进入了“超级的”、“过度的”可以被称为“超级现代性”的话语, 它有别于流行的高级或晚期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话语。
 
  当前,现代性发展到了“超级的”、“过度的”、“极端的”状态,时空经验和人的生存都处在一种灾变的临界点上。维希留、鲍德里亚、利波维茨基、奥热以及许多新技术批判理论家都是这种话语的倡导者。在启蒙解放规划已经失败或颠倒的背景下,他们以独创性的“速度学”、“荒诞玄学”以及拓展了的人类学和技术学视角来定义新的现实,重估人类自由条件,扩大了我们时代分析的理论视野,亦为新的理论介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窗口。
 
  超级现代性视角从学术和理论角度给我们提出的重要启示:第一,超级现代性视角不仅丰富了我们关于现代性本身的看法,而且作为对后现代和晚期现代性等视角的平衡,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时代诊断。超级现代性是否构成一种新的叙事, 这是大可争论的。不过至少其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它通过与后现代(主义)叙事的争论带来了重新评估资本主义叙事的要求和路径;是它提醒我们,术语或许并非想象的那样重要,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处在17世纪以来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路径中,无论将这一路径称之为资本主义还是现代性,无论将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划分为多少个阶段,目前都是这一路径的极化状态,并因此是破坏性制高点。
 
  第二,瞄准我们时代极端现象、二律背反现象的超级现代性理论为我们定义了新的现实,从而在理论内部再度提醒我们“所知世界的终结”所产生的临界效应和重新评估解放和自由的条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超级现代性乃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极端体现,生产力发展的指数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弥漫化,使得从全球制造业到媒体再到日常生活,从经济到政治以及文化,都处在剧烈的“布朗运动”(微观层次的不确定性和无序)中。在其中,技术革命, 特别是交通和通讯技术革命改变了运动的速度(例如实时通讯的出现)、范围(全球都在高速运动中)和方式(虚拟),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漩涡。从技术角度说, 流动性、不确定性、风险、技术暴政等问题,从社会角度说,无序、个人主义、碎片化、意义的流失等问题,从存在角度说,人的流离失所或者在技术“内在殖民”过程中的非人化等问题,都是超级现代性理论的重点。
 
  第三,在启蒙解放规划已经失败或颠倒背景下,超级现代性理论家们试图通过新视角打开“极端时代”的理论关切, 扩大了我们时代分析的理论视野, 亦为理论介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窗口。例如, 维希留的速度学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具有深度的理论视角,这种理论视角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有震撼力的成果,其关于“逃逸速度”的研究与阿伦特《人的境况》相媲美。奥热不仅提出“非地”问题, 而且由此把人类学视角拓展到当代城市研究,这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拓展。鲍德里亚的荒诞玄学在整体上提供了一种几乎无法替代的现代性批判的深度视角, 而其包括《致命的策略》在内的关于物之命运研究的诸多成果,也都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所有这些,对今天的理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表明了它们的价值。(原文章标题为《超级现代性理论蠡测》)
 
《世界哲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