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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报:全球史研究应重视“全球进程”

作者:【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提出:全球史研究应重视“全球进程”
 
  有关全球史有七种论点:第一,全球史直接挑战着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建基于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尤其是近邻国家)更崇高伟大这一价值判断之上。国别史和这种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不应混为一谈。第二,全球史学家大多坚持“世界主义”眼光。这意味着他们认为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同样有趣,同样值得关注。第三,全球史学家共享的世界主义眼光,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还有他们使用的部分术语)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全球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全球史有不同的国别风格,这些风格源于多样的历史经验和智识传统。第四,全球史也经常被指责有“总体化”的野心,但它既不是一堆混乱的事实,也不是综合性的历史哲学。它是一种探讨跨境问题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不应通过推断或者“理论”,而是要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运用已经建立的历史研究方法。第五,全球史的关键术语是“关联”。更确切地说,全球史的视角集中在各种跨境关联上,但只涉及那些不同寻常和具有变革性的关联。第六,全球史不应该总是在高度抽象的统一层面运作。它应该发展“变焦”技术,可以调整焦距,去审视细节,然后再从细节移开,转向更宽广的画面。第七,全球史最初的理论基础,尤其体现在后殖民理论当中,是它的反欧洲中心主义。作者认为,只要具备资料和理解它们的能力,就应该能够想象和模拟各种“中心化”的视角,并在国际学者圈对其加以比较和讨论。
 
  在历史学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即“时间”、“空间”和“等级”中,“时间”问题很值得关注。全球史与时间的关系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关于时期的划分,二是时间(意识)的消失,三是时间维度(的概念化)。
 
  首先,时期划分绝对不能想当然,它总是需要重新反思和审视。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时期划分的很多确定性完全消失了,它的时期划分并不显而易见,不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接受中国历史中的“明清时期”,或者认同从大约1450(或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为“早期近代欧洲”。一种全球性的时期划分只能是协商妥协的结果,这比国别史的情况尤甚。必须找到可以把世界上不同地区、各种趋势归拢起来的关节点。
 
  另一方面,全球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有关历史中的时期、时间和过程的一些认知,从关注人类物种的整个进化史的“大历史”,到着眼于“同时性和同步性”的全球史研究,历史学家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当前全球史研究所体现的“空间转向”,极大地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在“空间”被西方历史学家忽视了两个世纪后,这种做法重塑了历史公正,并有助于知识进步及其在全球的应用。但是,当前全球史研究中的共时方法,应该促进,而非阻碍对历时变化的重新思考。
 
  对此,也许应该更集中在“全球进程”这个话题上思考。研究历时变化就是研究进程,进程是历史学家对时间进行概念化并使之可见的最合适的方式,各种层面的普遍性和抽象性论述都涉及进程。有一些就影响而论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比如气候变化。另一类更好处理,而且更容易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探讨,即并不总是在全球层面发生,而是从某一层面开始,随后影响到具体国家的那些全球进程。如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和越南非常成功,但在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却遭遇失败,尽管共产国际和当地的共产党活动非常积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比较全球史的一个真正议题。
 
  作者不相信全球史处于美国的主导之下。当前一些最好的全球史学家来自英国、荷兰、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当然还有中国。全球史是一项国际性课题,内部多种多样,它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场景,而且在一个国家内始终会是学界少数学者从事的研究。它非常成功地将历史学科和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而且只要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兴趣不减,它就会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全球史也可以成为关于史学理论的一般性讨论中一个富有成效的开始。(原文章标题为《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