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学术·文摘 > 列表

中国社会科学:东方社会与现代公民观念建构

作者:郭忠华

  在当代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中,公民观念的普遍发展、公民身份的普遍建立,奠定、勾勒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关系维度,也为理解、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解释维度。在普遍的认知中,公民观念的兴起、形成往往被视为欧洲社会的独特产物。
 
  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东方社会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建构现代公民观念的重要参照。在孕育过程中,现代公民观念不仅是西方社会内部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东方社会进行“外部”借鉴和比照的结果。在欧洲现代早期观念转捩的重要时刻,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以东方社会作为参照对象,系统提炼出其理想的公民观念要素。这种观念以理性和道德为基础,一方面具备谦逊、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东方美德,另一方面又具备崇尚自由、正义、真理、法律和公益等西方品质。这是一幅融通东西美德的公民肖像。在消极东方主义那里,通过市民武装与君主武装、城市自治与君主/官僚统治、誓约文化与巫术/氏族文化的比照,西方城市的个体被塑造成为以理性化和世俗化为基础的市民,这种市民拥有自由、平等、权利、参与和认同等现代公民观念。相反,东方城市的个体则被塑造成以治水为基础的专制体制的臣民,体现出奴役、顺从、愚昧、毫无理性和个性的奴隶品质。通过强烈对比,现代公民观念的核心要素同样得到了提炼和彰显。事实上,两种东方主义取得了殊途同归的效果:都突出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都赋予理想公民以自由、正义、认同等美德,不同则主要体现在对东方社会传统道德的处理和对公民观念要素的侧重上。
 
  从伏尔泰到韦伯,两种东方主义共同催生了强大的权力关系,即西方对于东方的“内在管理”和“外在行动”。从“内在管理”看,无论中国、印度等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伏尔泰、韦伯等思想家总能给它们以方便的定位,包括神奇、富有、和谐、道德、停滞、堕落、奴役、专制、愚昧等。这些定位无需得到当事人的同意,甚至无需让其知晓。因为它们以西方的知识结构和需要作为基础,具有其自身的生产逻辑。随之而来的“外在行动”将这种管理进一步落实。积极东方主义对于东方社会的浪漫描述一方面激起了西方探秘东方天堂的强大冲动(如旅行、探险、贸易、传教),一方面也驱使西方进行自我反思、调整和超越。如果说积极东方主义还体现出某种开放和谦逊的品质,消极东方主义则直接反映了西方的傲慢与排斥,以及对东方的掠夺、征服和殖民。
 
  随着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组织方式,民族国家越来越取代城邦、农业帝国等传统国家而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组织形式,公民观念的基础也从韦伯等人所论证的自治城市过渡到民族国家,国家公民取代城市市民成为公民身份的表现形式。伴随着经济、政治基础的根本调整,公民观念的内在要素日益廓清并建基于“个人”和“权利”之上。从此,“成为一名公民也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体,他有权获得国家提供的自由和保护,以此换取他对于国家的忠诚”,“公民身份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个人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追求其私人生活和利益,因为这种生活通过国家保护的权利而得以保障”。这意味着,消极东方主义所勾勒的理想公民成为现代公民的核心要素,而积极东方主义曾经给予厚望的东方元素(如谦逊、忠信、礼义)在很大程度上没能兑现于西方公民建构的历史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观念从此与东方社会分道扬镳。相反,在此后的历史中,东方社会不仅是西方现代公民观念的接收者,而且为公民观念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塑造出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观念。文章还原了两种东方主义关于公民观念的建构方式,不仅可以廓清“内生主义”所造成的知识扭曲,而且可以揭示观念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为始终处于演化中的公民观念的理性建构提供启发借鉴。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东方社会对于未来公民观念建构的潜能正在逐步显现。(原文章标题为《现代公民观念建构中的“东方社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