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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学报:哲学何以对生命说“不”

2021-03-31  作者:姜宇辉

  生命在当下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变成固步自封、束缚创造的惯性模式和价值预设,这尤其在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那里达到极致。对德勒兹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既要基于技术与生命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又要回归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
 
  通过分析生命作为实体、生命作为知识、生命作为思想、生命作为技术的内涵,文章指出技术与生命之所以越来越深陷于背反乃至悖谬的格局,一个显见的原因正是生命的知识(生物学)与生命的思想(生命哲学)越来越呈现出分化乃至分裂的演变趋势。一开始,科学与哲学或许还只是以不同的进路去研究和思索同一种现象,但后来,这“同一种”生命越来越分别内化于知识与思想之中,形成为截然不同的形态。从“内在生命”到“欲望—机器”,观念论和生命论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结却日渐解体,生命亦最终脱离了哲学的掌控,陷入“一切生命皆技术—生命”的困境。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和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或许启示出另一种生命论的路向,重新探索对生命说“是”的可能性。
 
  对生命说“不”,正是在生命这个元事实的内部撕裂出这个不可思、不可控的实际性的面貌。或许正是在这里,哲学找到了重新对生命说“是”的契机。只不过,这里的生命已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生命,因为早已抽去了背后的普遍的理性法则;但它同样亦不是德勒兹式的生命,因为它所不断回归的本原不是“一”而是“空”。
 
  这样一个思路在晚近的生命政治理论中找到了进一步的深刻引申和发展。在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原初思辨之中,生死之间的纠葛已然是一个核心主题,这尤其体现于从“使人死,让人活”到“使人活,让人死”的转变线索。但死亡却始终没有更为直接地深入生命的内部,遑论打开实际性这个根本性的维度。
 
  由此看来,埃斯波西托所深刻阐发的免疫逻辑堪称是晚近生命政治理论的最重要创见,因为它真正揭示了哲学何以对生命说“不”。何为免疫?无非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即将本来抑制、戕害、破坏生命的力量注入生命内部,却反而起到了令生命存活和保持健康的“奇效”。这也就意味着,生命自我延续的前提恰恰是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生命必先杀死自己,才能存活;生命必先走向死亡,才能开始生存——这正是免疫机制的“悖论性的逻辑”。
 
  我们看到,免疫与种族主义的最根本区别正在于,它不再仅仅将死亡限定在生命的外部,而是将其直接、深入地置于生命的内在核心,甚至是作为生命得以存续的根本前提和条件。这无异于说,只有当我们学会对生命说“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开始学会对生命说“是”。
 
  在一个生命日益沦为被权力—技术操控、掩饰、生产的“谎言”的时代,这不啻为最坚定、最清醒的哲学立场。当然,埃斯波西托在《Bíos:生命政治与哲学》中也详细剖析了免疫逻辑的双重运作,实际上是趋向于两个截然对立的极端,即它既可趋向纳粹式的死亡政治,亦可以趋向新生的绝对起点。死亡政治体现为一种优生学式的“自体免疫”的极端形式,将作为外部的死亡彻底内化,进而从根本上将其完全保持在一种“永恒”的纯净和健康的状态。但免疫也完全可以展现为另一种功效,即内化的死亡真正成为重新激活生命的动力,令日趋均一和同质的“人口”再度释放出内在的变异的潜能,向着外部和他者敞开。
 
  虽然埃斯波西托最终仍然义无反顾地再度滑向德勒兹的生命论,但这一番“对免疫范式的最大限度的解构”至少揭示出在黑格尔和德勒兹之间、在观念论和生命论之间、在对生命说“不”与说“是”之间重新敞开未来思索向度的可能。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理论难题,更是迫切地召唤思想的当下困境。(原文标题为《“生命”何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