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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玉:开拓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色之路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唐文玉

    ●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特征;人民当家作主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注入了内在动力和形塑了基本功能;依法治国则为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基本路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色之路的开拓,需要把上述三个方面融合在同一个架构内予以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中国社会组织的蓬勃兴起,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诸多研究者局限于运用西方式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尤其是西方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理论模式,来看待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显然,西方式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离不开西方的政治特点,片面地移植于中国,难免会水土不服,不利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也不利于当代中国“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色之路的开拓,需要把握当代中国的政治特点。而当代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特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是探究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本土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的基本思考出发点。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注重把党的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和社会组织活力的充分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亦是当代中国政治最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当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并不是要以弱化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为代价而重返过去“单位社会”政党组织社会的刚性架构。相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关注的重要主题。因而,实现党的有效领导与社会组织活力的协同并进,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本土化理论体系和开拓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色之路,需要关切的核心维度。而要实现党的有效领导与社会组织活力的协同并进,关键在于改善党的领导,尤其是需要注重以服务型政党为角色定位,在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中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有效领导并与此同时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必须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和参与性,需要体现社会自我运转、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主体性精神和力量以及参与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的组织化意识和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把最大多数人纳入到了“人民”的范畴,因而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而言,是主体更为广泛的民主。那么,这样一种主体更为广泛的民主,如何得以实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在国家层面不可能实现主体最为广泛的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威会伴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国家的职能也会逐步简化让步为社会形态的组织,而只有在国家消亡的情况下,每个人才能实现自由的发展,才会真正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崇尚的是社会层面的民主,而社会层面的民主的组织载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组织。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必须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使社会组织成为人们在社会各领域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组织化载体。当然,中国当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政治权威将长期存在,人民当家作主,不能仅仅只是体现为发展社会层面的民主,同时需要发展国家层面的民主,提升人们参与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而社会组织则是人们参与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的中介和桥梁,同时亦是人们增强参与意识、提升参与能力的重要场所,因而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还必须尊重社会组织的参与性,使社会组织成为人们参与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的重要媒介和训练场所。
 
  再次,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必须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和引导,推进社会组织的依法自治、政府的依法管理以及社会的依法监督。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它为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基本路径。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注重法治的规范。通过法治的规范,厘清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或者说营利组织之间的界限,确立社会组织独立的法律地位,赋予社会组织相对自主运行的空间;消除法律对社会组织规制的关键事项的模糊和空白,实现对社会组织行为的有效规范;保障社会组织及其相关利益群体的权益,赋予其司法救济的通道,防范和抵制影响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和公共性生长的非正当性行为的介入和干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注重法治的引导。法治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体现为硬性规范的力量,同时还在于可以引导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公共道德观念,有利于突破传统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文化由于其中心始终是“自我”,因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导致当代中国很多社会组织缺乏服务于“共同体”的公共使命,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带有明显的服务“自我”的工具主义色彩。为此,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着力于突破传统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文化的制约,培育和发展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公共道德要素。而法治具有引导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公共道德的功能,这是因为法律是底线的公共道德,其规范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之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唤醒和强化人们的共同体观念,持续激发人们的公共精神。
 

 

  最后,上述三个方面并非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注重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特征;人民当家作主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注入了内在动力和形塑了基本功能;依法治国则为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基本路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色之路的开拓,需要把上述三个方面融合在同一个架构内予以思考。
 
《社会科学报》总第1566期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