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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武:今天,我们该怎样进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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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带头人
朱振武
 
 
    前几天,应该是本月17号,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MIT科技评论》公布了2017年“全球最聪明50家公司”。而在这50家公司里,就有9家来自中国!科大讯飞、腾讯、旷视科技(第11位)、富士康、阿里巴巴、百度(第50位)等都名编聪明行列!其中,旷视科技创立不到6年,其创始人印奇也就只有26岁。前有化腾,现有印奇!让人禁不住大发“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慨!
 
    的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在激光技术、铁路桥梁技术、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和军事科技等许多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我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方面却始终见不到太多亮色,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一、吃洋快餐,捡洋垃圾,可以停停了
 
    中国的企业创新、科技创新以及消费理念的创新等等已经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年轻人都能出奇出新,能够与国际对话,甚至引领潮流和时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是外语出身的人就不能吗?那长相不比我们好的马云为什么就能?
 
    近年来,乔布斯改变了人们的通讯、交流乃至阅读方式,马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购物乃至其他许多生活方式,但他们却都没能改变我们的认知和研究方式,没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许多外语人、翻译人、评论人和教书人还沉浸在过时的西方文论、过时的国外理论和写作手法之中,有的甚至沉醉在一些西方人的癔病呻吟当中!甚至把一些短时的思潮或一时的呓语误当成理论或主义。有些我们崇拜有加的奉若神明的所谓主义或理论连西方人自己都懵懂无知,而这些都一股脑地成为我们追逐、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
 
    我们还在吃洋快餐,捡洋垃圾,吃人家嚼剩下的馍!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众议先生在去年我校举办的学科建设会议上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当时我们在场的师生都有振聋发聩之感。北京大学的刘意青教授去年在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上对近些年来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批判更是醍醐灌顶,至今还言犹在耳。一个温文尔雅、有着良好个人修养和学术素养的老太太都气得说出了粗话,可见问题之严重!但一年多过去了,我们不少人还是沉浸在食洋不化、甚至模仿拼贴的状态中!
 
二、见人矮三分、唯人马首瞻,可以改改了
 
    前些年的某天晚上,我请美国教授在一家的饭店大厅吃饭,电视里的内容让他大发感慨!他不解地问,为什么电视里的表演秀类的节目总是仿效美国三四十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东西?这是个悲哀,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受!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研究的人,跟我们时常批评的娱乐界、演艺界有很多相似之处,许多地方都是仿效、跟风、低端模拟,甚至拷贝不走样!于是再拿到国际给人看,遭冷眼、冷落甚至奚落后不思悔改,还抱怨对他不公!同样的道理,我们被理工科瞧不起,一定程度上说也就不是没有道理了!
 
    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做研究,不知道为谁做研究,当然也就不知道怎么做研究!我们言必称欧美,认为这样才是高大上,否则就是低矮矬。我曾撰文发表在《文艺报》上,专门针砭这一现象。的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与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我们的文学文化批评言必称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尔、萨特、巴赫金、德里达、利奥塔、赛义德,等等;或某某理论或某某批评,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不一而足。语言学不能不提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翻译学不能不提奈达和德里达,文学不能不提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不这样说似乎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学批评了,就不会解读作品了。但这些年来我们很多人很多时间是在为西方人的某种或某些学说甚至是某句话做阐释,做解说,做宣传,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觉。试想,没有自我意识、特别是自主意识的文学与翻译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批评吗?这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够给学界带来有较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吗?有些人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其实仔细阅读其文本,莫言向比他大300多岁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他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转益多师和兼收并蓄,这才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
 
    特里•伊格尔顿在新千年伊始就在其名著《理论之后》中反思了西方多元文论造成的危害,鲜明地指出目前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钻进了死胡同。文学批评家大卫•杰弗里曾痛心地说,后现代反权威的多元解构理论给西方文明带来的破坏比两次世界大战都严重。可见,英美等西方学者早已开始对这些话语、对绝对自由和民主进行了反思,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以及相关教学还在沉湎其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甚至乐此不疲地鼓吹连西方人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及的某些理论。
 
    六年前,我仔细翻阅了美国人编的语文课本(12—18岁使用的,也就是初高中学生),他们的语文教科书迥异于我们这些年的语文课本!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文明的交会”“国家的诞生”“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繁荣”这六个板块上,选文基本上都自己国家的经典作家,内容全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正能量。他们教育孩子的目标是让他们忠于和爱戴自己的国家。我们的一些语文课本,就像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一样,好像不是为了自己,好像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他人做注释做注解做宣传,培养孩子和教育学生好像是为别人别国培养似的。
 
三、文化自信,翻译自觉,这个可以有了
 
    为什么把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放在一起说,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始终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要从文本出发。而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都存在着同样的弊端和症结,也就是我们的很多学人都依赖甚至套用西方文论,自己的话语处于严重缺失状态;我们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我们许多研究者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自己不写作甚至不会写作,却硬要研究写作特别是人家的写作,自己不翻译或翻译不了,却硬要研究翻译特别是人家的翻译,而且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套用顶多是化用人家的理论,很多人是食洋不化,机械套用,顶礼膜拜,甚至奉若圭臬乃至神明!
 
    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哪个一流作家是套用某个理论去创作的?巴尔扎克还是做啦?伍尔夫还是福克纳?是莫言还是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很难找同样,!哪个翻译家是套用或依据某个翻译理论去翻译的?比如著名翻译家郑克鲁先生,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许钧先生,比如村上春树的译者林少华先生,又比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等系列文化悬疑小说的译者朱振武先生,他们套用或依据过什么理论?有的人研究仔细研究,说他们采用了这个理论或那个理论,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笑了。同时我们想一想,西方那么多文艺理论家和翻译理论家,哪一个是基于中国的文学艺术或基于中外互译而总结出了他们的理论或学说的?一流作家或翻译家在创作或翻译时套用理论,我想只用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脑袋被驴踢过,或者是被猪拱过,或者是被门挤过,或者是三者都有,而且还不只一次!
 
   记得在《文汇读书周报》对我的几次专访中,我都强调了文化自信、翻译自觉的观点。一次专访的题目是“要均衡吸纳外国文学文化精神”,一次的题目是“对话西方,而不是拾人牙慧”。世界那么大,我们都去看看,不光有欧洲和美洲,还有好几个大洲呢!不光是有英美德法,还有好几百个国家呢!不光是有英美文学,还有好几百个国家、地区和语种的文学呢!欧标美标之外还可以有国标,崇洋崇外的空隙也可以崇内!唯洋是举、唯洋是尊、唯洋马首是瞻的做法可以结束了!唯俗唯搂(low)唯别人理念和标准是尊的做法可以换换了!
 
    我们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和翻译自觉,我们就是要在学习吸纳一切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文学艺术理论包括翻译理论,我们就是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与世界平等对话,向世界展示我们自己,使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创作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结语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花大量篇幅讲创新了!我们这次青年学者峰会为什么要强调新思路,怎样才是新思路?这是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青年才俊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要向大家展示的!我们可不可以大胆地问问自己:
 
    我们不能好好做研究吗?我们不能真正有所创新吗?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做点研究吗?我们不能不套不抄不仿不跟风吗?我们不能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吗?我们不能有话好好说把话说明白把道理讲清楚吗?我们不能自信一次,自觉一回,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乃至真知灼见吗?
 
    回答都是肯定的:能!能,那么就请从今日始!请从现在始!从我们每个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