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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新视角

作者:姜勇、戴乃恩

  编者按:“年度推介论文”是上海市社联2013年起组织发起的学术活动,旨在反映本市社科界学术发展水平,起到对学科建设的引领导向作用。2017年度推介的9篇论文,是本市学者年度内(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发表于国内中文学术期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原创性学术成果。现将本年度推介论文择要刊登,因版面限制,敬请读者参照首发期刊信息查阅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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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勇、戴乃恩 (《论“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的限度——“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构建“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新视角
 
  近十多年来,“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追捧与褒扬,似乎唯有“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才是真研究,是好研究。教育除了需要“基于证据”的研究之外,我们主张运用“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眼光来重新看待“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
 
  “文化存在论教育学”是一种综合了存在论哲学、现象学教育学、解释学教育学、文化教育学等多种学派的观点与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看待教育研究的思维方式。它主张将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学派的主张结合起来,创建出一种既有“哲学运思”、“仁爱之心”的精神,又有“信仰之情”的文化底蕴的教育研究的眼光。具体而言,“文化存在论教育学”之于教育研究有以下三个基本的主张。
 
  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往往过分关注证据的重要性,因而会沉迷于研究对象的种种呈现出来的“证据”特征,而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人性与总体特征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关注。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在关系上要有“相遇”的过程。教育研究是离不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关心、关切、关怀、关爱的情感的,它必须是在研究者充分关爱研究对象的背景下出发的,只有当研究者满怀同情地看待他的研究对象时,这样的研究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才是真正有“爱”的教育。
 
  思是人的存在的重要可能。“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寻求的是一种技术、方法、工具理性主义的道路,迷恋于各种数据和统计模型。事实上,教育研究不仅仅是繁复绵密的数据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涵养教育研究者的精神境界与哲学运思的能力。而在“有思”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能真正感受到教育研究过程中的惊奇感、幸福感,得到精神的迸发、思想的解放、理智的启蒙,最终实现心灵的陶冶与成长。
 
  信仰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支柱。教育研究不只是运用数据和“证据”来说话,它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用心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用自己一生的信念来说话。所以,信仰问题才是困扰很多教育研究的大问题。好的教育研究必然是与研究者的信仰相联系的,相伴随的,相共生的。唯有进入到信仰的天地之中,教育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出震撼心灵的力量,才能创造新的思想,才能迈向新的生活世界,才能避免对数据的盲目崇拜与臣服。
 
  推荐语:该文以“文化存在主义”思想为基础对实证主义研究取向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同时,该文体现了欧洲大陆思辨哲学背景下的教育学与英美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教育学的互动参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