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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反体系运动:式微亦或复兴?

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 佩里·安德森

◤美国著名学者、世界体系论主要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一个新词“反体系运动”,涵盖各种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如今“反体系运动”已出现了重大变化,反对的对象从资本主义变为新自由主义。右翼反体系运动所采取的策略在欧美吸引了大批民众,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左翼,但是左右翼发起的反体系运动依旧无法战胜新自由主义秩序。英国历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世界外交论衡》(Le Monde diplomatique)2017年3月号上刊发评论,对此做了详尽分析。
 
“反体系运动”成为“反自由运动”
 
  “反体系运动”这个词语在25年前被广泛用于概括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左翼力量的特征。今天,虽然这个词语在西方并未失去重要性,不过其意义已改变。过去十年激增的反抗运动不再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起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确立起来的这种经济政治秩序,几乎已被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政府不加区别地接受了。左翼和右翼力量所发起的运动现在摆开架势对抗这个体系,而现存的秩序则污蔑它们是民粹主义恐吓。
 
  反体系运动首先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发生并非偶然。195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是一个充分就业、国民收入不断增加、代议民主制逐渐巩固和福利制度大发展时期的产物。黄金三十年的结束给共同市场带来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进入长期经济低迷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于英国和美国并逐渐向欧洲扩散,政策方向出现了反转:福利制度遭削弱、公共产业和服务被私有化、金融市场管制被放松了,新自由主义已经到来了。从货币联盟到《稳定与增长公约》,接着是《单一市场法案》,欧洲各国议会权力在一个超国家的官僚权威体制中被作废了,不受国民意志的影响。有了这种机制,在欧盟委员会和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共同指挥下,便可以对无助的选民们施加严厉的紧缩政策。同一时期,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再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变成由美国确定并由欧洲买单的对俄罗斯实施新冷战政策的先锋。
 
  欧盟扮演着更具寡头性质的角色,它在一系列公投里不顾民意,并且在欧盟宪法的预算方面嵌入各种苛刻条件,因而产生如此多针对它的抗议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欧盟核心扩大之前,在法国、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芬兰、德国和英国,右翼力量主导了反体系运动,而在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左翼力量在反体系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核心事实是,虽然两者都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结构所做出的反应,但是右翼力量反体系运动总体影响力远远大于左翼。
 
  右翼力量反体系运动之所以胜过左翼,是因为前者从一开始便将移民问题变为专属于自身的一个问题,煽动各种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反应,以期获得最脆弱群体的支持。不过,将右翼所有优势全归因于移民牌也是错误的,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占有优势。货币联盟便是最明显的例子。虽然左翼力量的反体系运动可能如同右翼一样强烈地攻击它们,但是前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太激进。在右翼力量方面,针对由单一货币和移民所引发的紧张状况,法国国民阵线和意大利的北方联盟都有明确的补救措施:退出欧元和阻止移民流入。而左翼力量则没有提出过如此明确的要求,充其量,它们的替代性方案是对单一货币所做出的技术调整而已,对于选民们来说,远不如右翼力量直截了当的主张浅显易懂。
 
对退出欧盟的恐惧战胜了愤怒
 
  由于历史原因,移民和货币联盟给左翼力量造成各种特殊的困难。《罗马条约》建立在一个共同欧洲市场内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承诺之上。只要欧洲共同体局限于西欧国家,那么流动性最要紧的生产要素便是资本和商品:在这个共同体内的跨国界的移民总体上是适度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来自于原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以及前奥斯曼帝国半殖民地的移民劳工数量大增。接着,欧盟东扩大大增加了欧盟内部移民。最后,对利比亚的军事轰炸以及叙利亚爆发的内战驱使大批难民涌入欧洲,随同而来的还有来自于该地区好战分子的报复性恐怖袭击。
 
  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仇外情绪:右翼力量反体系运动靠它存活着,而左翼力量反体系运动则跟它展开搏斗,忠于人道国际主义事业。大部分左翼力量拒绝任何终结货币联盟的想法,欧洲统一的理想依旧是它们的基本价值观。但是,目前新自由主义一体化的欧洲比任何左翼力量迄今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更加连贯一致。紧缩政策、寡头政治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形成了一个互联的体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可能与寡头政治分离。在政治上,右翼力量的反体系运动比左翼力量的反体系运动更加坚定地拒绝这个欧洲,这是右翼力量获得优势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虽然民意调查显示欧洲选民对欧盟不满的程度创下了纪录。但是,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力量所主导的反体系运动,它们在选举上所体现出来的实力和影响力依旧是有限的,对目前这种体系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事实上,在民众对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欧盟幻想幻灭的程度与其对宣布反对欧盟的各种力量的支持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虽然对于欧盟现状的愤慨或者厌恶已变得司空见惯,不过在一段时间里,欧洲投票模式根本决定因素一直而且依旧将是恐惧。民众普遍厌恶这种社会经济现状。单一货币没有加速欧洲经济增长,并且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南欧国家造成极大苦难。但是,退出欧盟这种前景甚至就连那些今天知道自身因欧盟而遭受大苦难的人都感到恐惧,恐惧战胜了愤怒。
 
消解反抗亦或建构理想体系
 
  一位有着前所未有的背景和性情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吸引了足够多遭漠视的“锈带”白人工人并赢得了选举,个中的原因很多。如同在英国一样,在去工业化的无产阶级地区,绝望超过了忧虑。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宣称他的胜利是英国脱欧的放大版,他所说的话没错。这是一次场面更为壮观的反抗,因为它不限于一个单一性问题,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建制派的尊重或者得到社论的祝福。
 
  特朗普的胜利已促使欧洲政治阶级、中间偏右以及中间偏左力量联合起来,并令他们感到极度沮丧。特朗普在移民、警察酷刑等问题上没有什么顾忌,这并未直接影响到欧盟,他拒绝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种意识形态,对北约态度傲慢,以及对俄罗斯采取一种不那么好战的姿态则成为更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特朗普的当选已使得右翼或者态度暧昧的中间派力量的一些反体系运动与左翼力量的反体系运动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具体化。
 
  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是右翼力量反体系运动所引发的大震动,不过其两侧则是由左翼力量所发起的规模较小的反体系高潮,比如美国的伯尼·桑德斯运动和英国的科尔比现象。特朗普或者英国脱欧的后果将依旧是不明确的。现存的秩序在美英两国都远非已筋疲力尽,正如希腊的事例所表明的,它有能力以惊人的速度从任何方向化解和消除反抗。
 
  对于左翼力量在欧洲发起的反体系运动而言,近年来的教训是很清楚的。如果它们不想继续被右翼力量的反体系运动超越,那么就必须更加激进地攻击这个体系,并且必须更加一致地反对后者。这意味着面对如下可能性,即欧盟现在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建筑物是高度路径依赖的,以致于对它进行改革变得不可想象。要么通过摆脱目前欧盟的方式,要么通过在另外一种基础上重建欧洲、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付之一炬的方式,人们在能够构建任何更加理想的机构之前将不得不废除这一新自由主义建筑物。但是,除非爆发一场更深层次的经济危机,否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几乎没有可能。(周岳峰/编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554期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