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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数字化不可逆转

作者:波士顿学院助理教授 艾瑞克·威斯科特

  近来,有不少批评家用长篇大论来批判一个新的领域,或者一个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数字人文。批评者们在文中表达了一个疑问,即“数字人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数字人文使得人文学科脱离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即数字人文的研究模式有悖于盛行模式。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是不切实际的,会给人文学科带来伤害。
 
  但数字科技确实正在重新定义人文学科的研究,并且这种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并不是一种可逆转或可舍弃的建构过程。设想一下,在16世纪初期,印刷技术刚刚传到欧洲不久,一个习惯阅读卷轴的古代批判者也可能会写文章批判“印刷人文”。批评者们认为数字人文只是一个项目,最多是一种认识论而已。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能认同。
 
  数字技术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编程方式改变知识,它的作用可以比印刷技术更大。15世纪80年代末期,威廉·卡克斯顿将印刷技术引进英格兰,不仅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也促进了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的快速发展;如今,数字科技的发展带动了人文学科研究技术上的革新,许多研究都或多或少依赖于计算机技术。可以说,数字人文是印刷人文的延续。况且,数字科技可以帮助人文学家回答许多他们正努力解决的问题。比如,利用网络提供的注解来深入学习中世纪的英文诗歌;通过数字绘图,加深对种族主义和分化的理解等。数字人文与印刷人文正不断融合。
 
  但是不得不承认,关于数字人文的构想的确有一定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将学术机构的投资建设和学术的建设等同起来。以人文学科教学为例,反对者们主要是担心高校推进数字化研究和建设是因为数字人文有利可图,怀疑他们被利益操控。但这类获利丰厚的技术交易问题在于利益,而不是技术本身。
 
  反对者把数字人文描述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学术政治形式,认为当前数字人文的这一问题是有害的。但他们忘了,传统人文学科也存在机构和制度带来的不良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人文学科便是以盛行于“中产阶级”和“富裕白人”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学科曾为殖民、奴役和种族灭绝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知识和制度尽管共生,却并不完全对应。不管原因如何,这都是制度上或者利益上的问题,和数字人文本身没有关系。
 
  攻击数字人文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文学科内部被过度渲染的“人文危机”。在21世纪,大学纷纷调整自身以适应世界一体化。在新的合作方式面前,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就显得过时了。所以,当大学的管理者和其他发起人将数字人文颂扬为人文学科的“救星”时,传统人文学科“害怕”了。反对者认为数字人文“不像一个新的领域,更像一个新的威胁”。
 
  总而言之,不应认为数字人文会让人文学科脱离其存在的理由。既然印刷技术都没有阻碍人文学科的发展,数字科技就更不会了。【本文作者系波士顿学院助理教授艾瑞克·威斯科特(Eric Weisk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