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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需要更强大的社会保护体系

作者:赵纪萍 编译

 
  ◤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使得童年成为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受害者。今天,一个孩子出生时的社会经济阶层将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要使儿童摆脱社会不公的阴影,使其未来充满精彩可以期盼,需要全社会为儿童构建更加强大的社会保护体系。2019年6月5日,马里兰大学教授梅丽莎·凯雷尔(Melissa S Kearer)在英国《卫报》撰文《美国儿童需要更强大的安全网》(To thrive,American children need a stronger safety net),探讨了该问题。
 
  今天,美国在教育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种差异性进而转化为儿童在所享受资源和经历方面的巨大差异,孩子出生时的社会经济阶层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美国要对所有的孩子和家庭兑现平等的诺言——如果这份诺言不只是一份空头支票的话,就需要订立新的社会契约,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儿童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完善教育机构,以及更好地发挥家庭的作用。
 
构建完善的儿童社保体系
 
  在美国,政府为成年人提供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成人在退休后享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国家为他们提供可靠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就连那些身有残疾而不能工作的人也同样有权享受残疾补助金和医疗保险。但遗憾的是,社会保险体系并没有涵盖儿童这一群体。孩子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如果他们父母恰好资源匮乏,他们就只能得到有限的、有条件的帮助,不能确保得到充足的物质福利,因此社会契约必须将儿童这一群体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之内。
 
  今天,美国约有六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大约有1500万儿童生活在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家庭之中。这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万儿童饥肠辘辘地到校学习,这些孩子还患有一些因贫困而导致的疾病。研究显示,童年生活中的各种贫困经历对儿童健康、教育成果以及他们成年后最终的工作能力将产生持久性的负面影响。在道德和经济方面,我们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孩子摆脱贫困。
 
  我们需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撑体系。具体而言,政府应该维持并扩展所得税抵免(EITC),继续推行“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和医疗补助计划,大幅度增加对低收入家庭住房和儿童保育援助的资金投入,并为失业父母提供更多的支持。
 
  所得税抵免补贴了低收入家庭的年收入。这为那些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人提供了最大的帮助,而且在降低有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所得税抵免受到政客的青睐,因为这项计划既能促进就业还能减少贫穷。
 
  其次,必须确保对低收入家庭的粮食援助以及公共医疗保险。“营养补充援助计划”每月向数百万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使这部分家庭有钱购买营养丰富的食品。该计划使近500万人摆脱贫困,其中包括200多万儿童。医疗补助计划为大约3700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医疗保险,这些儿童约占美国全体儿童人数的一半。但人们能否享受这两个计划带来的福利,取决于他们是否有稳定的工作时间,这种做法无疑是错误的。
 
  儿童社会保障体系还应包括提供安全的住房。孩子们需要一个家——一个稳定、安全的居住地。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每晚仍然还有大约5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就有18万多人来自有孩子的家庭。很多证据都表明,脱离极度贫困的居住环境将有益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然而,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在住房援助计划方面的支出严重不足。“住房选择券计划”是联邦政府最大的低收入住房援助计划,但是目前每年的拨款还不到200亿美元,因此大约有1700万符合援助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没有得到该计划的援助。
 
提供更加完备的教育机构
 
  在新的社会契约之下,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孩子们构建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就是提供更加完备的教育机构。如今,那些具有高技能、创造力的人往往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因此,当今社会,在童年期到成年期期间获得高质量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从孩子幼儿园时期,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就拉开了。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从父母的投资中受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广泛的阅读、获得高质量的陪伴以及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中,只有大约一半的四岁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中,四分之三的儿童都接受了学前教育。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能够接受高质量的幼儿教育,这种权利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幸运地得到政府援助计划帮助的孩子,或者那些父母有能力支付私人幼教费用的儿童。
 
  处于不同社区的中小学在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很多社区学校系统往往把来自贫困社区的孩子分配到劣等学校。数十年渐进式的学校改革机会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学校可以为一些学生带来更加好的学业成绩,但是通常不会带来中小学教育体系广泛的改善和提升。开办特许学校的确起到了作用,高效率学校的创立使很多学生受益;但是其他的一些措施都是令人失望的。
 
  师资力量也很关键。那些有幸被分配到拥有高素质老师的学校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大学毕业后找到高薪工作。但是,干预如何提高教师素质或如何辨识、招募并留住优秀老师的政策并不多,这是一个值得重点研究的领域。
 
  此外,由于大学学位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必须确保更多的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并完成学业。如今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能进入大学学习,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能够获得学位。来自低收入家庭和非选择性机构的学生的大学毕业率尤其低。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有证据显示增加对学校的投入和扩大对学生的支持可以提高学业完成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承诺扩大对公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的公共投入。这些学校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强大引擎。此外,政府和学区应该继续发展和推进诸如职业技术教育计划(CTE)等项目,为成功就业提供有意义的替代途径。
 
提供更加完备的教育机构
 
  由于用于弥合因家庭环境所造成差异的公共资金是有限的,公立学校为此能做的弥补工作也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忽视家庭背景和家庭结构在塑造儿童成长轨迹中所起到的作用。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做更多工作来弥合这种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差距。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父母所做出的决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今天,在双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还不到三分之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家里只有一个父母,这意味着孩子只能享受更少的资源,只能得到父母更少的陪伴。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阶级鸿沟。据统计,有大学学历的母亲的孩子,其中有85%是生活在双亲家庭中;而没有大学学历的母亲的孩子生活在双亲家庭中的比例为60%,甚至更低。
 
  单亲妈妈家庭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比双亲家庭要高五倍多:36%:7%。当然,贫困同单亲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生活贫困也是预测一个人是否会成为未婚父母的主要因素。因此,很难精确地解析这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经济学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单亲母亲抚养的孩子中,男孩比女孩承受的痛苦更多,这可能导致男孩在学校的表现相对较差。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不承认家庭结构在孩子成长分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许多父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为孩子提供安全、稳定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延迟生育直到他们能够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并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得以解决。个人的努力也很重要。显而易见,健康稳定的家庭环境的营造主要是依靠个人和社区的努力。
 
  《社会科学报》总第1663期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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