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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举办“哲学与未来思想工作坊”

洞见哲学、人类与技术的未来

“哲学与未来思想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举办

 
  2017年12月16日,“哲学与未来思想工作坊”会议在杭州植物园玉泉茶苑举行。该会议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浙江省哲学学会协办,靳希平、孙周兴、王庆节、陈家琪、陈小文、顾肃、谢地坤、韩水法、王恒、庞学铨、杨大春等学者会聚一厅,共同探讨哲学如何应对科技、社会现实新问题的挑战,以及哲学发展的未来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的谢地坤教授提出了对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几点看法:首先,哲学必须与人类生活、现实社会密切相关。面对当今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挑战,哲学很难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构造,它应该将传统理论资源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用哲学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当今社会中普遍性的问题;其次,哲学工作者应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现实影响,主动了解当代科学研究的进步及基本状况,不能再抱有用哲学指导科学技术研究的幻想;再次,哲学应该放弃纯粹形而上学的理想,而服务于某些具体的领域、具体的问题,在分析问题、描绘世界、勾画远景等方面发挥切实的作用。总而言之,在哲学范式转换过程中,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要具备世界性视域,要弘扬科学的旗帜,哲学才会迎来新的转机。
 
  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以“人类关切与中国思想”为题的发言。韩教授从国内哲学研究的问题着眼,指出学界“复古主义”思潮盛行,要求回到中国哲学传统的呼声日渐强烈。对此,他提出哲学应当具备人类关切的精神。常言“学术乃天下公器”,其中“天下”就指代着人类。哲学研究者要回应科学的挑战,应该保持面向未来、解决当下问题的基本态度,而不是面向过去;另外也要认识到科学技术并非是人文科学的对立面,应当综合全面看待技术发展的影响,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观点来考察人文问题,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思考方式。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小文则从托马斯·阿奎那的“实践理性原则”考察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所谓“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就是“行善避恶”,其中善恶的标准是依人类共同体的生存论价值而定的,凡有利于共同体和谐共处、生存发展的即善,反之为恶。陈小文展开了更深层次的逻辑分析:“行善避恶”的法则最终是为了保障有限个体的生存,而个体行动的基本原则却是“趋利避害”。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恰恰就是这种趋利避害的结果,个体倾向于认为人工智能是追求幸福的工具,而可能会无视共同体的规定和限制。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则从信仰、信从、信任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未来的普遍性问题。陈教授认为,对死亡临近时意义的寻求和探索、对权威的认同,以及信任感的恢复——这“三信”问题,不仅是未来中国人的问题,还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都不会因此解答的根本问题。
 
  南京大学王恒教授的发言则是从神人关系来考察“人是什么”的哲学问题.由此展开了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王恒认为今天人文学科的反思还不够彻底,人文学科不可止步于对人机结合未来的美好幻想,这其实是取消了真正终极问题的拷问。
 
  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教授的发言主题“谈谈现象学在中国与中国现象学”转借了冯友兰对佛学的说法,他认为现象学进入中国的过程和佛学有相通之处,即最终会面对如何与本土思想相结合、如何创新发展的问题,而这对现象学本身而言,也是一种契机与转折点。关于现象学发展的未来,王庆节教授预测了三种可能的方向。
 
  同济大学孙周兴教授以“未来哲学的规定和方向”为题,讲述了未来哲学的可能性。“未来哲学”一词取自尼采,它标志着一种与“柏拉图主义”传统相对立的“后哲学”理路。但现代以来,人文学科之中弥漫着一股怀旧的情绪,并构造出一个以“失乐园”为模型的神话,孙周兴教授认为那是前工业时代的文化,这种古典情怀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我们必须直面哲学的未来。
 
  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哲学的焦虑和方向”。人工智能被赋予意识,这对哲学的自我意识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是对哲学存在价值的挑战。许多学者开始对哲学乃至人文学的未来产生焦虑和危机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焦虑呢?庞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一问题,他认为,哲学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可以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以引导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在其内部建构起道德的价值。人与机器一同进化,最终实现人和机器之间互相理解、和谐相处。(董梦璠/供稿  内容根据会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