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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薇:为《人民的名义》所掩藏的

作者:南开大学博士 窦 薇

◤权力话语的崇高与底层民众的失语,奉献主义的失落与实用主义的崛起,阶层的固化与“凤凰男”的陷落,这些社会问题却被变相地转移成道德问题。
 
  对官场小说而言,最为核心的文化逻辑是揭露与转化,官场小说是一种夹缝中生活的叙事话语,它是暴露问题又转化问题的,揭露地满足人们对当下权力伦理的观点,但同时又必须是安抚的,是顺应的。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普适性的、相对合理的价值观念。《人民的名义》无论是作为官场小说还是电视剧,都已经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作品。那么重点问题是,这部作品内在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呢?
 
权力话语的崇高与底层民众的失落
 
  福柯认为,话语从来不是中性的,话语就是权力,人通过话语,就可以赋予自己权力。具体来说,权力的形成需要有一系列有关于权力实施对象和实施过程的话语的形成与使用作为手段,而这些话语的形成与使用就是权力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没有话语的话,权力就没有办法有效地运作起来从而发生作用,因此权力关系的实现过程,就是权力话语的形成和使用过程。
 
  福柯的这个观点很符合《人民的名义》所展现的具体情况。在作品当中,只要一个人物有职位,处于一个相对的支配地位,他就有话语权,而这些当权者的权力话语,无论它的主体是谁,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其表述都很崇高。这里所说的崇高当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崇高,而是道德层面的崇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德崇高观念里的绝对“大”,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了夸张的体现。小说有一个情节是刘新建背《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多么崇高化的文本。通过这样的话语,谁能想到他是一个挪用国家几十亿公款的巨贪呢?同样的,像赵立春、祁同伟、高育良这样的高级腐败者,他们同样是占据话语权的,当他们怀有利己目的而说出相应的打击对手的权力话语之时,我们作为旁观者,如果跳出语境,根本无法分辨出权力话语崇高的表象背后,卑劣的个人目的。举个例子,高育良知道祁同伟是有腐败问题的,但是他还是在极力推荐他,在推荐易学习的常委会上,大家都在用易学习来对比,讽刺祁同伟拉帮结派心术不正,高育良却用一种诡辩式的权力话语,举了时传祥和雷锋的崇高例子,将推荐祁同伟的行为合法化。所以说,权力话语的崇高不仅仅有正面的意义,它还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弄权与夺利的工具,这是被小说所掩盖了的。
 
  相对当权者权力话语的崇高,作品还特别消解了底层民众的权力话语,造成了底层民众在这部作品当中的失语。作品叫《人民的名义》,可是其中的人民在哪里?是大风厂那些被夺去了股权的底层民众。在小说和剧集的处理后,他们几乎没有话语权,是失语的。小说里主要塑造了三类底层形象,我们从这三类形象来分别理解他们的失语。
 
  首先是郑西坡这种形象,工会主席,理论上讲可以算作是一个工人领袖,他替职工要股权,要赔偿,要新厂址新厂房,可是他说话谁听?厂子里出了事,他没有一件能够自己解决。他被塑造成了一个落后无知、沽名钓誉的、而且没有什么能力的庸俗形象,是相对负面的。
 
  第二类是王文革这种形象,维护自己利益的普通工人,在小说当中,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只是遵照郑西坡的决策去做,目的很简单,为了拿回自己的股权,而且他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拿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去绑架蔡成功的十岁的儿子。这个形象是很负面的。
 
  第三类是工人群像,这个在小说里几乎没有描写,更别提话语权。在电视剧中,底层工人的形象多是作为背景出现,是被忽视的,也是无秩序的、混乱的,甚至失智的。
 
  之所以底层民众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我认为,是作品为了它所制造的群体的失语症建立一个合理化的道德基调。将社会问题转移成了道德问题,尤其是个体的道德问题。
 
奉献主义的失落与实用主义的崛起
 
  达康书记的火爆有目共睹。为什么他的势头会这么明显地优于其他人,更多的是其性格层面,或者说是个人品质层面的原因,例如耿直、霸气、守护GDP、背黑锅等等。
 
  实际上,李达康在我看来,单从作品情节所展现出的他的执政方略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官。首先,他对丁义珍出逃的态度,不是想抓捕、想破案,而是想后果、想问责;其次,他对大风厂员工,不是想安置,想保障;而是想压制,想处理;第三,他对金山县百姓,不是想民生,而是想发展。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刻画了这三次执政效果,从根本上看,每一次,如果不是其他人为他做了后续工作,就有可能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至于他对懒政的积极处理,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速度,从而更加完善地守护GDP。至于信访窗口的问题,如果不是表妹遇到了,我想他很难主动去解决。可以说他代表了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我认为跟他相对应的官员形象是易学习,虽然易学习也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但是跟达康书记相比,小说和剧集对他的着墨很少,只说是二十多年的处级干部,但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我认为他代表了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主义的价值观念。
 
  可以说从作品中对李达康的重点刻画和对易学习的一笔带过其实暴露出作品一个价值观念上的问题,那就是奉献主义的失落和实用主义的兴盛。
 
  但是作品并不想承认这一问题,因此,作品在刻画达康书记时,着重突出的是他的道德品质和性格优势,比如他的廉洁奉公、敢作敢为、刚正不阿、大义灭亲、霸气果敢、不畏权贵、雷厉风行,等等。这些阳光积极、有吸引力的品质和优势成功地转移了大家的视线,让受众可以原谅甚至忽略他价值观念上的错误,在为他大量吸粉的同时,也成功地掩盖了这个价值观念的宏观问题,再次成功地把它化解成了一个个人化的道德品质问题。
 
阶层的固化与“凤凰男”的陷落
 
  “凤凰男”,是指农村出身进入城市生活的知识移民中的男性群体,从农村到城市,这个群像的背后有着不可忽略的阶层属性。
 
  在这个作品里,身家背景明确交待了的“凤凰男”有三个:第一个是“小官巨贪”的赵德汉,第二个是“挚爱GDP”的李达康,第三个是“胜天半子”的祁同伟。
 
  我觉得作品设计的巧妙在于,这三个人物形象完全在性格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安排的效果是,读者和观众很难把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的群像去考虑。但他们在根本上有阶层的共性,这是被作品所忽略和掩盖的。
 
  赵德汉和祁同伟虽然性格完全不同,可是由于初始社会阶层的一致,在人生选择上有很大的共性。赵德汉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之所以受贿,是因为“穷怕了”。而高育良在侯亮平面前为祁同伟辩解的时候,也说他是“穷怕了”。也就是说,“穷怕了”是二人腐败堕落的共同原因。而“穷怕了”背后更深层次的腐败原因,从凤凰男的层面来看,我认为就是阶层的固化,长期固化。因为他们长期经受了底层生活的辛苦,所以当他们好不容易跨越了阶层的界限之后,他们会对以往的生活经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电视剧中,侯亮平和陈海们轻而易举就能够得到的东西,祁同伟要付出灵魂才能够得到,那么他在阶层转换了之后,怎么能够不去充分地、彻底地将这种转换所带来的效用发挥到最大的程度呢?否则,他怎么保持付出与索取的心理平衡呢?李达康和他们二人也是有共性的,这个共性在于对于穿越阶层障碍的不安和恐惧。从表面上看,李达康是果敢坚决的改革者,可是在这种表象的强大背后,他内心深处的谨小慎微也是很极端的。举例来说,李达康从不为熟人办任何私事,哪怕是合理的私事,比如大路集团的应标。他给赵立春当了五年秘书,我们不知道他在阶层转换的过程中付出了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他有多珍惜他所得到的,他为了他的阶层地位,最后没有爱人,也没有朋友,成了一个羽毛丰满的孤家寡人。所以在小说当中,欧阳菁和刘新建都评价他爱惜羽毛,原因在这里。
 
  一个过度挥霍一个过度爱惜,在我看来都不是正常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陷落与偏差。这是阶层固化的结果。但是作品当中将二人放在了道德的对立面,就又一次地将这个问题转移成了个体性的道德问题。
 
  通过以上三重问题的转化和隐藏,我们知道《人民的名义》当中的辩证的文化逻辑没有对一些问题进行很直接的刻画,而是进行了变相的转化。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才会给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感谢南开大学文学院“学术午餐”系列活动支持)
 
《社会科学报》总第1559期6版